9月12日，行兇者家屬登報道歉(左圖)。受訪者供圖
今年2月，浙江紹興第二醫院發生“醫生被迫下跪”事件后，醫務人員集體抗議。
段建華 男，40歲，紹興市第二醫院消化內科主任醫師。
今年2月9日下午，主治的一名患者意外死亡，段建華遭到死者家屬徐惠等人暴力毆打。他被拖拽至大廳的死者尸體旁，被摁住強行下跪，達十多分鐘。
事后，紹興市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出具了一份調解書。調解書中，紹興第二醫院認為，診療過程是規范的，不存在明顯過錯。
6月初，段建華委托律師對徐惠等人以侮辱罪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調解后，徐惠等4名家屬登報向醫生道歉，并愿意承擔一定的經濟賠償。
9月12日，紹興市當地報紙上，徐惠等人刊登了共155字的《道歉書》。
■ 對話動機
半年里，在失眠和抑郁中，他的頭發掉了一大半。
十多分鐘的被迫下跪，幾乎摧毀了醫生段建華。
遇辱前，他是全院最年輕的“正高”級醫師。段建華說，那時他自信滿滿，對醫學事業懷抱熱忱。
猝不及防的暴力事件，改變了段建華的價值觀，他變得自閉，活在“憤怒、焦慮、自卑和擔憂”之中。他開始懷疑曾經的職業理想和人生規劃，并意識到自己遭遇的，可能正是醫生行業所面臨的最大危機，“我害怕哪一天直接被人捅死了”。
為了正名，他委托律師打官司，要的只是“一聲道歉”。
新京報記者獨家對話段建華。在抑郁癥的邊緣徘徊半年后，他有了一些體悟，“我還有家庭，別無選擇，只能站起來。”“醫學事業沒有錯，有問題的是其他東西。”
“還我一個清白”
新京報：出事之后，你一直在休養？
段建華：我因傷住了十幾天院，出院后在家靜養了一段時間。4月份到省里參加出國培訓，6月份就去英國參加培訓了，現在剛回來。
新京報：什么時候提起訴訟的？
段建華：6月初，當時我孤立無援，因為公訴是以“擾亂公共秩序罪”起訴的，但對我個人的損害沒有提，我覺得我得站起來提要求。
新京報：訴求是什么？
段建華：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給我道歉，你得承認不是我錯了，是你錯了，要還我一個清白，不明真相的人還會覺得病人死了是我段醫生做錯了。
新京報：報紙上刊登家屬的公開道歉，是你訴訟的結果嗎？
段建華：6月份我委托律師之后就出國了，這個道歉是法院調解的結果，他們(患者家屬)登報公開道歉，接下來可能會簽調解協議和其他的賠償。
新京報：你對這個結果滿意嗎？會原諒他們嗎？
段建華：現在談原諒沒有意義。道歉是有時機的，大半年過去了，傷害、屈辱我都經受了，現在道歉你覺得還有意義嗎？出事之后我們沒有私下接觸過，他們也沒有私下給我道過歉。
沒有晴天的半年
新京報：從受辱到看見道歉信，經過了7個多月，這期間你的生活是怎樣的？
段建華：生活在煎熬中，大把大把地掉頭發，失眠、焦慮、封閉，每天坐立不安。回來上班后，好多人都說不認識我了，我自己都不敢照鏡子，頭發基本上快掉光了。
新京報：都會想些什么？
段建華：各種情緒都交織在一起吧，一下子覺得很憤怒，有時覺得這社會不公平，為什么偏偏是我受到傷害，經常有想死的念頭。
新京報：一直都是這種狀態嗎？
段建華：這大半年來，我看紹興的天每一天都是陰天，印象里就沒有晴天過，沒有開朗的時候，整晚做噩夢，就是走在抑郁癥的邊緣。
新京報：現在好點了嗎？
段建華：在逐步恢復中，很難一下子恢復到以前那種自信，基本上都屬于抑制的狀態，精神很難集中，會突然覺得心慌，在給病人看病時，那天的畫面又會一閃而過。
新京報：精神上受到傷害確實很難恢復。有嘗試過一些自主康復或治療嗎？
段建華：最嚴重的影響是，我感覺到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都被改變了，雖然知道是不好的改變，但也沒辦法。我服用了抗抑郁的藥物，但我自己是醫生，清楚這些藥物都沒用的。
避開風險？迎接挑戰？
新京報：這半年來，你思考最多的是什么？
段建華：我做了20年醫生，自信滿滿，也是醫院最年輕的正高之一，業務水平肯定不算差的。但被迫下跪時我就在想，為什么要我下跪？我到底做錯了什么？
新京報：后來你想出了什么樣的結果？
段建華：我覺得整個社會氛圍都變了，大家只要到醫院鬧，就多多少少會得到補償，可能后來都傳開了，鬧得越大越有錢拿。這種情況下，受傷最大的就是第一線的醫生，想到這兒我就感到害怕，覺得未來一片迷茫。
新京報：沒有有效的機制來治理這些問題嗎？
段建華：沒有一個有效的第三方機制來處理、平衡這些糾紛，而發生暴力事件時，醫院也沒有足夠的安全保障來保護醫生。
新京報：這種害怕會影響到你現在的工作嗎？
段建華：有影響，看病時會突然心慌，而且不太敢接一些有風險的病人了。
新京報：覺得風險背后可能是醫生的人身安全問題？
段建華：我比較困惑的就是還要不要好好工作。比如說，這個病人憑我的能力是可以看的，但可能有風險，我該怎么辦？我是只挑簡單的，保證自己人身安全，還是去挑戰，開展新的研究？
新京報：如果醫生都不敢迎接挑戰了，那會很可怕。
段建華：對，最怕出現的結局是業務萎縮，我做了還有風險，這些風險誰來給我承擔？現在我發現自己就是一個弱者。醫療體制的現狀就是這樣，我要怎樣去保護自己？
醫學本身沒有錯
新京報：你從業20年了，能為醫生現在的狀態做個總結嗎？
段建華：在中國做醫生很辛苦，體力辛苦還可以忍受，主要是精神上的壓力。很多時候跟病人有交流障礙，現在還有生命危險。
新京報：交流障礙主要體現在哪些地方？
段建華：很多病人覺得，我進了醫院，你就要給我治好。我現在可能只有一半時間在搞業務，一半時間是在病房里不斷溝通，而在每天不斷溝通的情況下，還會出現這種極端情況。
新京報：所以醫患矛盾，也是溝通上的問題。
段建華：醫患矛盾不是一天形成的，最近幾年感覺特別明顯。為了和病人溝通，我們也做了很多，醫生都會學習心理學，學會和病人溝通，但也不是根本的辦法。
新京報：6月份你到英國參加了一個培訓，在國外有什么新的體會嗎？
段建華：英國的醫患關系很和諧，不可能發生我遇到的這種事。他們醫生的地位非常高，病人對醫生的治療都是百分之百的信任，治療前，雙方公平溝通，一起制定大家滿意的治療方案。
新京報：的確，相互信任和契約精神是關鍵。
段建華：不一樣，我們的醫生沒辦法信任病人，病人也不信任醫生。現在雖然有術前簽字等，但很多人是不看就直接簽字的，他們既不懂，將來也不會按契約來，出了事兒就是你的。
新京報：你覺得這里面深層原因是什么？
段建華：出事后我曾以為是職業有問題，現在想明白了，醫療事業本身是沒有錯誤的，有問題的是社會上的其他東西，醫療體制、公眾認知等等，這些不改變，醫生個個都變成外交家也沒用。
自己努力走出陰影
新京報：經歷了這樣的事情和思考，你對自己未來的醫療事業會有什么打算？
段建華：我剛畢業時也有職業理想，現在四十多歲了，我不想放棄我的醫學事業，那件事，就只能把它當成是一場噩夢，就這樣過去吧。
新京報：在這半年多里，你遇到困難的時候，身邊有人幫助你嗎？
段建華：有很多，那件事之后，我的同事在醫院大廳舉起標語，聲援我。同事們四處為我發帖鳴不平，省里的醫療工作者也都很關注我這個案子。
新京報：家人或朋友給過你怎樣的幫助？
段建華：很感激我的妻子和小孩，他們很支持我，如果不是家庭，我可能早就垮了。還有一些我以前的病人說相信我，我很感動，其實大部分病人還是很好的。
新京報：還是希望你能從那個事件中走出來，迎接新生活。
段建華：謝謝你，我知道，最好的結果是自己走出來，我也在努力。但還是希望能有一個組織來給我提供一些心理上的幫助，讓我盡快走出來。
（記者 胡涵 實習生 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