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建國看來，那7個鄉親會選擇喝農藥，他并不意外。

　　7月28日，國家信訪局公布了“訪民報社門口集體喝農藥”事件調查結果，目前涉事地泗洪縣縣委書記、泗洪縣常務副縣長等14名相關責任人被處以黨紀政紀處分。另據北京警方消息，7名喝農藥上訪人員身體已無大礙，目前均因涉嫌尋釁滋事被刑事拘留。

　　至此，這一引起軒然大波的事件似乎塵埃落定。

　　但為這7名訪民整理申訴書的陳建國對這一結果并不滿意，他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僅僅對官員處分是不夠的，村民們應該盡快得到合法的賠償。”

　　他說，7月18日，江蘇省委派出調查組進行調查后，近期縣領導將與村民協商拆遷事宜。

　　62歲的陳建國曾經是泗洪縣綠化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2012年退休。這個曾經讓他引以為傲的“官員”身份，也因為家鄉的拆遷事件，使其成為了一個無法驅趕的噩夢。如今，他與老伴一起租住在南京郊區一處小區內。“我無家可歸啊，我泗洪的家被他們強拆掉了。”說到這時，陳建國猛地提高了嗓門，難掩內心的憤懣和激動，“我成了流民了。”

　　“這在我意料之中。”7月16日下午，曾經的上訪戶和“釘子戶”陳建國談及7名老鄉自殺時說。

　　而談及北京警方對7人刑拘，他覺得并不合理，“他們也是走投無路才選擇自殺吸引關注，并不是尋釁滋事。”他對澎湃新聞說。

　　兩次改變命運的拆遷

　　陳建國與老伴一起，現在租住在南京市麒麟門附近的一家90平米的房子內。2006年和2008年的兩次拆遷事件改變了他的命運，讓他走上了上訪之路。

　　2006年，居住在泗洪縣供銷總社的陳建國接到了拆遷通知，作為政府工作人員，陳建國還曾主動配合拆遷辦工作人員，要求他們來丈量房屋尺寸，但無人前來。最終丈量工作還是由拆遷辦的會計來完成的。在補償標準的溝通中，拆遷辦承諾按照國家的法定標準進行賠付，因此，陳建國爽快地與拆遷辦簽訂了協議。

　　但是，最后的補償標準出來竟然是每平方350元，陳建國110多平米的房子最后拿到手的只有7萬多元，這其中還包括了他因主動配合拆遷而得的獎勵款。

　　陳建國說，因為此事，他一直與有關部門溝通。為此，他還在縣委大會上被點名通報批評，上了“交保黑名單”——這是一個外地人不太了解，但泗洪當地人非常熟悉的詞匯，意思是，凡是上鉤了該名單的人，都會把其姓名上交到單位領導那里，這個人且必須保證答應拆遷，否則單位去領人，讓其一直“接受教育”。

　　2007年9月，陳建國愛人所住的勞動技校集資房也要拆遷。當時，陳建國夫婦因為女兒懷孕而留在南京照顧其生活。2008年2月，夫婦二人回到泗洪，發現房子已被當做“無主房”而要被拆。由于雙方就拆遷補償問題溝通未果，陳建國夫婦一直未與拆遷辦簽訂拆遷協議。

　　但是，這并沒有阻止拆遷的正常進行。夫婦二人不僅要面臨著斷水、斷電、斷電話的困境，每天還要經受各種重型機械施工的干擾。

　　陳建國向記者描述，拆遷辦每天砸墻的時候，“整棟樓都在晃動”。他的父親因為驚嚇而全身發抖，陳建國自己也因此患上了心臟病、腦梗塞。最后，在一次趁著他送父親去醫院看病時候，他家的房子被突擊拆掉了。

　　據陳建國描述，拆遷現場，當時來了幾百名社會人士、城管隊員及拆遷辦工作人員。他們夫婦報了警，警察卻告訴他們“這是政府行為，警察也無權干涉”。此次拆遷因雙方沒簽訂協議，夫婦二人至今沒有拿到一分錢補償款。

　　“黑屋”經歷，堅定了“第一上訪釘子戶”

　　經歷兩次拆遷事件，再加上與泗洪縣委縣政府無法溝通，陳建國開始了自己的維權之路。8年時間內，他先后提出訴訟、舉報、申訴100多次。他對澎湃新聞笑稱自己已是江蘇泗洪縣的“第一上訪釘子戶”。

　　2008年4月，陳建國以欺詐與暴力拆遷兩項事由，將泗洪縣政府告上法庭。不過，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強拆主體是泗洪縣建設局，而將案件轉移到了泗洪縣法院。法院最終判定建設局因行政違法而敗訴。

　　但是因為賠償問題未達成一致，雙方再次談崩，判決的結果也始終未執行。

　　陳建國表示，拆遷辦始終堅持賠償15萬元，遠遠達不到自己的標準。而更令陳建國氣憤的是拆遷辦工作人員竟然說“你不是會告狀嗎，你去告啊”。之后，陳建國決定去北京上訪。

　　2009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陳建國去了國家信訪局、建設部反映情況。泗洪信訪局駐北京辦事處的工作人員答應1個月內給他答復。然而，陳建國等了3個月，并未得到滿意的答復。于是2009年9月，陳建國與其他四名上訪人員再一次前往北京。

　　剛到北京，陳建國一行便被“截訪”人員攔住，當天晚上他們便被送回了泗洪。隨后，他們便被關進了“黑屋”。

　　據陳建國介紹，他在“黑屋”里面關了24天。

　　在這期間，他被一群“社會人士”輪流看管，并遭受了各種折磨。他說，自己兩次休克，而每天只能吃僅有20幾粒米的湯飯。在被放出之前，與陳建國一同被關的上訪人員，都被要求寫悔過書、保證書。意思是，保證之后不再去北京上訪。

　　陳建國告訴記者，這段經歷更加堅定了上訪的決心，也明確了自己的訴求，“相關人員必須得到懲處，自己的損失要得到賠償”。

　　出來之后，陳建國開始聯系媒體，希望通過媒體渠道讓事件得到關注。國家信訪局派出的調查組也來到泗洪。

　　《南方周末》曾對此事報道稱，“訪民江獻蘭被居委會干部攔住，她以為又要關學習班，卻被硬塞給一萬塊錢。不少泗洪訪民在今年5月有類似經歷。原因都一樣：中央和省里的調查組要來了。”而陳建國拒絕接受這種“補償”。

　　在之后的上訪中，陳建國認識了7月16日在北京服農藥自殺的那幾位上訪的泗洪老鄉。

　　去年即有兆頭，“要在北京搞一些活動”

　　對于7名上訪人員服農藥自殺事件，陳建國向澎湃新聞表示，“我并不感到意外”。他說，這在他的“意料之中”，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們也是到了沒辦法的地步”。

　　2013年在北京的時候，由于他們反映的事情并沒有得到解決，他們中的上訪人員中已經有人醞釀這種自殺的想法了。當時，也有人表示，“要在北京搞一些活動”。

　　據陳建國回憶，他們這批上訪人員原本有16名，都是從農村來的，人很老實，文化水平不高，家庭條件也不好，連申訴書都是他來整理的。

　　2013年，他們去北京上訪。之后，平均每兩個月就要去一次北京反映問題，但是一直沒有得到回應。

　　陳建國與這群人經常在一起交流。在出事之前，陳建國已經“發覺了苗頭”。他經常勸這些人：國家的法治會一點點進步，你們要走正常的法律程序”。而他得到的回答是“我們已經等不了了”。

　　陳建國28日晚對澎湃新聞說，是否繼續上訪申訴，要看近期縣領導跟村民協商拆遷事宜結果如何。7月16日，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陳建國曾表示，他還會繼續進行上訪、申訴，他說自己已經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紀委、江蘇省人民法院遞交了相關訴訟和舉報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