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嘉賓：劉仁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刑法室主任
日前，復旦大學177名學生給上海高院寫“求情信”，為“復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求情“免死”一事，引發熱議。“求情信”是否發揮作用，該如何看待“求情信”，以及圍觀者的心態？
“求情信”更像“法庭之友”
1、新京報：目前的輿論兩極分化比較明顯，支持者認為，復旦學子有權表達對“死立決”的態度。質疑者認為，復旦學子的同情心用錯了地方。你怎么看？
劉仁文：從言論自由的角度看，對同一個公共事件持不同觀點，是完全正常的。
即便在美國，盡管死刑只是作為一種極其例外的象征性刑罰而存在，但如果要判處或執行一個人的死刑，“反對死刑”和“支持死刑”的聲音都會通過各種渠道發出來。
但是，在“復旦投毒案”判決時，社會上似乎只有支持死刑的聲音，而沒有反對死刑的聲音。所以，從這個角度看，能出現這樣“救人一命”的聲音，總的來說還是件好事。
值得深思的是，我國的“死刑”有很強的文化基因。比如，盡管“求情信”出來之后引發了不同的爭議，但對復旦師生進行指責的聲音還是占很大比例的。同時需要反思的是，為什么僅僅把“求情信”寄給法院這樣一種正常的民意表達，就會受到如此大的反對？
2、新京報：簽署“求情信”的師生，是否如某些人所指責的“法盲”？
劉仁文：首先，不管是誰，都有表達訴求的權利，這和自身是否具備法律素養沒有太大關系。其次，即便是“法盲”，也不宜指責。法院應當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聽取民意，只要不是被民意裹挾。
3、新京報：國外法院如何去傾聽民意呢？
劉仁文：國外有一個“法庭之友”(或譯作“法院之友”)制度。簡單說，“法庭之友”不是訴訟當事人的任何一方，可以是任何一個組織或個人，回應訴訟雙方的當事人請求，或是出于自愿，提出相關資訊與法律解釋的法律文書給法庭，以協助訴訟進行，或讓法官更了解爭議的所在。提出這種法律文書的人，被稱為“法庭之友”。而復旦師生的“求情信”，有點像是國外的“法庭之友”。
4、新京報：有人認為，“署名者不及師生1%”，民意訴求和聯名人數有關系嗎？
劉仁文：社會關注的重點，還是應該放在“求情信”本身是不是在擺事實，講道理，有沒有證據支持，而不是關注求情的人數占多大的比例。
人數多少可以反映出部分問題，但不能作為主要指標來衡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