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律重“教育”而非“懲罰”，江歌案中被告人不會被判死刑，判處10年到15年有期徒刑的可能性較大；日本法律沒有規定刑訴附帶民訴，但江母可在庭審結束前，向被告人提起損害賠償，也可表明保留民事賠償訴訟權利，待被告人刑滿回國，根據中國法律提起民事訴訟賠償。

　　12月11日，中國在日留學生江歌被害案中的被告人陳世峰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初次接受開庭審理。此前圍繞江歌案的審理、江母的救濟措施，以及本案關系人劉鑫的責任等問題，曾引發輿論熱議。

　　作為駐日本的中國律師，筆者想憑借近20年的實務執業經驗，從律師角度，分析一下陳世峰在日本接受刑事審判的走向及此案帶來的提示。

　　劉鑫的證言十分關鍵

　　陳世峰以殺人罪被起訴。日本刑法規定，犯殺人罪的，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５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以上”的限度是30年，即有期徒刑最長可判30年。

　　從日本刑法看，給予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間很大。對犯“殺人罪”的被告人進行審理時，法官關注的重心是：一，導致殺人犯罪的“因果關系”是否存在；二，被告人在實施犯罪時是否是“故意”殺人。法庭庭審時經常聽到的一個專業詞匯是被告人是否有“殺意”，指的就是“故意殺人”；三，殺人“動機”是什么，即殺人的目的，比如搶劫財物而殺人等。

　　下面從幾方面推論陳世峰是否會被判死刑的依據：

　　1，因果關系是否存在？

　　本案中被害人江歌有沒有不當言行，是促使被告人陳世峰實施“故意”殺人行為的決定因素。根據日本媒體披露的信息，我認為日本檢察官可能會對“因果關系”提出指控意見。

　　據報道，本案關系人劉鑫2016年5月認識被告人并開始同居，同年8月雙方發生矛盾，劉鑫被趕出家門，9月2日，同鄉江歌主動將劉鑫接到自己住處同住，在此期間，陳世峰仍對劉鑫糾纏不放。11月2日，陳世峰找到江歌住處，只有劉鑫在家，應劉鑫要求，江歌特意從外趕回，幫助劉鑫應對無理糾纏，并要報警時被劉鑫制止。之后，三人前后離開。當晚，陳世峰再次騷擾，最終慘劇發生，江歌被刺身亡。

　　如果上述報道屬實，則反映出兩個問題：第一，陳世峰知道江歌主動收留劉鑫，可能產生怨氣——若無江歌，劉鑫早晚還會回到身邊；第二，劉鑫在江歌處居住期間，陳世峰無理糾纏時，可能都因江歌的出面，才使劉鑫得以脫身。因此，陳世峰對江歌可能早有怨氣，表現在殘殺江歌時刺10刀，刀刀致命。

　　因此，日本檢察官可能會指控陳世峰殘殺江歌存在“因果關系”。但辯護方可能從陳世峰與江歌間并不存在個人恩怨出發，得出陳世峰是“激情殺人”，不存在“因果關系”。

　　針對“因果關系”，目前提出的證據，主要是被告人陳世峰的筆供，劉鑫的證言及相關微信記錄。劉鑫的證言很關鍵，比如，劉鑫證明陳世峰除威脅過她也威脅過江歌，或微信中也有類似留言，同時江歌也曾接到過陳世峰的威脅性微信的話，是有證據力度的。但這些情報有待開庭后揭曉。

　　2，是否“故意”殺人？

　　根據上述的“因果關系”，日本檢察官會指控陳世峰“故意殺人”，在起訴書中會闡述陳世峰“故意殺人”的證據。

　　檢察官指控陳世峰“故意殺人”的證據由人證、書證、物證組成。其中被告人陳世峰行兇的一把19.5公分長的水果刀的歸屬至關重要。根據日本刑法規定，超過6公分的刀具，未經允許，不得隨身攜帶。假如陳世峰隨身攜帶禁止刀具，則違反日本刑法的規定，陳世峰用此行兇，同時犯有“兇器準備罪”。如果其主觀上沒有殺人“故意”，不會隨身攜帶一把足以致命的水果刀，因此其目的就是以武力威脅、行兇。

　　辯護方或會主張陳世峰針對江歌沒有主觀上的“殺意”，因此不是“故意殺人”。關于檢察官提出的物證，辯護方可能會以水果刀不是被告人帶來的為之辯護。因此，劉鑫的證言很關鍵。

　　如果劉鑫證言中，有在江歌家看到過這把水果刀，甚至用過，則證明被告人沒有攜帶違法刀具，水果刀不是事先準備，不符合“兇器準備罪”的要件，所以主觀上沒有“殺意”。

　　但本案中殘忍的殺害手段，會證明陳世峰主觀上有“殺意”。因此，筆者認為法官的判決會支持檢察官的指控。

　　3，殺害的“動機”是什么？

　　作為在日中國律師，筆者認為陳世峰的殺人“動機”，不是短時間形成的，是有背景的，是獨生子女特有的以自我為中心，不惜一切和不計后果的行為。即使有后果，也有家里人處理。因此，陳世峰的殺人“動機”非一日之寒。

　　但是對此背景毫無所知的日本的警察、檢察官、法官，甚至陳世峰的代理律師可能都很難理解，陳世峰的殺人動機究竟是什么，在日本檢察官的指控中，也很難提出能夠說服人的理由。辯護方也很難在“動機”上提出合理的辯護意見。

　　客觀上分析，是江歌收留劉鑫，也是由江歌出面阻止陳世峰見劉鑫，于是陳世峰將怨恨轉移。這是陳世峰的殺人“動機”，但缺乏足夠的客觀證據。

　　4，本案證據探討。

　　證據決定判決結果，證據主要包括人證、書證、物證三個方面。本案能作為人證的是劉鑫、江母及與案件發生時的相關人。

　　其中，劉鑫的證言最為重要。比如微信信息、與陳世峰同居期間的情況，與江歌同住期間的情況，特別是事件發生當日的一切情況和當時的詳細情況。劉鑫的證言，既可以作為檢察方起訴的證據，也可能成為辯護方的證據。比如提過的物證水果刀。

　　書證是指陳世峰的筆供、微信等。據媒體報道，陳世峰在警察、檢察官提審期間使用沉默權，在這之后雖做了筆供，但能作為檢察方的證據不多。

　　物證除上述的水果刀外，警察現場提取的證據等，作為物證提交法庭。

　　5，被告人接受公正審理的權利與日本律師制度。

　　被告人陳世峰要承擔刑事責任毫無疑問。根據日本法律規定，刑事案件的審理必須由律師出庭為其辯護，沒有律師出庭，不能開庭審理。因此，日本實行國選律師制度，為確有經濟困難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務，律師費用由國家支付。如果有經濟條件，可以自費聘請律師。

　　據媒體報道，被告人陳世峰已聘請律師作為代理人，為其提供法律服務。日本律師通常做無罪辯護，這是因為被告人在未被法官宣布有罪前，只是犯罪嫌疑人。檢察官要充分舉證，證明被告人有罪。如果證據不足以證明或檢察官的證據取得不符合法律規定，不能被采用為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

　　律師的職責就是對檢察官的舉證提出質疑，同時可以舉證證明被告人無罪，從而實現被告人通過公正的審理，獲得公正的裁判。但被告人如果在與其溝通時，提供虛假信息，甚至提出過分要求，律師可提出辭職。

　　被告人很大可能不會被判死刑

　　據報道，開庭前江母開展的簽名活動，實際簽名已達20萬人，網上簽名超過150萬人，江母在開庭前準備交給檢察官或直接提交法庭，簽名的訴求是判陳世峰死刑。

　　日本是司法權獨立的國家，不受行政干擾，更不受社會輿論決定判決的結果。日本法律規定中，賦予法官獨立審理刑事案件的權利。法官通過檢察官、律師對證據的質證、辯論，形成法官獨自判斷的“心證”。可以說庭審的過程，是法官“心證”形成的過程，一旦“心證”形成，決定了法官對案件的判決。

　　日本在2009年開始實施裁判員裁判制度（陪審員）。陪審員由法院通過任意機選，從符合條件的公民中抽選后，作為陪審員候補，最后由法庭從中任意抽選6名作為陪審員。在審理重大刑事案件時，由3名法官，6名陪審員組成合議庭。在決定被告人刑期時，陪審員可提出意見，最終決定由審判長作出。

　　在日本，具備“因果關系”、“主觀故意”、“動機明確”三個要件，而且被害人2名以上的，才可能被判死刑，或強盜、搶劫財物殺人的也可能被判死刑。

　　日本法學界、律師界主張廢除死刑的呼聲很高，日本律師聯合會曾向國會提交過“停止執行死刑法案”。日本實行的審判員制度，也是通過市民的判斷，對有可能被判死刑的案件提出意見，從而減少死刑的判決量。

　　日本刑法理論，注重的不是“懲罰”而是“教育”。即通過刑事處罰，讓被告人認識到犯罪責任所在，從而悔改，重新做人。

　　在法院里，主張廢除死刑的法官大有人在。在這樣的環境下，征集簽名影響法官判處被告人陳世峰死刑是不可能的。

　　綜上并結合之前實際案例，筆者認為審理被告人陳世峰的合議庭，根據證據確定被告人主觀上是否有“殺意”，和對被害人江歌殘忍的殺害結果，最終做出的判決不會是死刑，判處10年到15年的有期徒刑可能性較大。

　　由于中日間沒有司法合作關系，陳世峰被判刑后，不能被引渡回國，在日本的監獄服刑，刑滿釋放后，直接被遣返回中國。

　　劉鑫不會承擔刑事責任

　　本案中，關系人劉鑫是一個重要證人，盡管沒有親眼看到被告人行兇，但作為被告人曾經的戀人，對其為人應十分了解。

　　案發當天下午2點，被告人到江歌的住處糾纏劉鑫，后江歌趕回勸說不果，兩段時間，發生了什么，只有劉鑫和陳世峰知道。這兩次江歌介入陳世峰與劉鑫之間的調解角色，不同于之前陳世峰經常騷擾劉鑫時，江歌所充當過的調解角色。

　　案發當晚，劉鑫給江歌打電話，說陳世峰還在糾纏，這期間劉鑫與陳世峰之間所發生的事，或許決定了陳世峰要采取暴力解決的原因。恰恰對這段時間所發生的事，江歌可能一無所知。因此，劉鑫負有舉證責任。

　　可以說，劉鑫能預見陳世峰在深夜尾隨是來者不善，所以，采取“緊急避險”的自我保護措施并沒有預見到其會對江歌下毒手。因此，劉鑫對陳世峰的行兇、江歌的被害不承擔刑事責任。

　　但我個人認為，去年11月2日下午至被告人尾隨到江歌住處為止，如果關系人劉鑫沒有將陳世峰的思想變化或處于亢奮狀態，容易走極端的信息及時告訴江歌，讓江歌在關鍵時刻做出錯誤判斷。那么，盡管劉鑫在本案中不承擔刑事責任，對沒有及時將陳世峰的情緒變化的重要信息傳達給江歌，還是負有責任的。

　　江歌母親有哪些救濟措施？

　　日本目前的法律體系，沒有規定江母有權向劉鑫提出損害賠償。但江母現階段可利用日本的法律救濟政策，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盡管日本法律沒有規定刑訴附帶民訴，但江母有權在庭審結束前，向被告人陳世峰提起損害賠償。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有個人破產制度，即使贏得判決，陳世峰沒有償還能力，或申請個人破產，都可規避償還的責任。

　　因此，需要江母在庭審結束前，表明保留民事賠償訴訟的權利，在陳世峰刑滿釋放回國后，根據中國的法律規定提起民事訴訟賠償。

　　筆者在日本從事律師工作多年，近年處理留學生涉及刑事犯罪案件增多，涉案留學生年齡多在20歲左右，多為獨生子女。他們存在家庭教育缺失，社會教育不足的特點，往往不顧他人利益而滿足個人需求，人格扭曲，最終在世界觀尚未成熟時走上犯罪之路。

　　因此，筆者建議江母以江歌的名義成立“江歌基金”，公布江歌被害事實，宣揚江歌精神，并將此作為一項公益事業，通過這種方式讓更多留學生知道如何規避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