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九蘭常會問：我是誰？

　　17年前，她在貴州省六盤水市六枝特區中寨鄉的村子里，叫做劉九蘭，每天給一戶姓劉的人家放牛、洗衣、做飯……“沒讀過一天書，也沒有上戶口”。也就是在那一年，薛坤把她帶到湖南益陽武潭鎮羅家坪村。

　　薛國光以為兒子會帶一個豐滿的女人回家，“介紹人帶他去貴州找媳婦，當時花了八千塊錢的聘禮。”沒想到，薛坤（2007年過世）帶回了一個13歲的“又黑又瘦”的小姑娘。

　　薛國光對來到家里的九蘭很不滿意，只得把她當成女兒帶了幾年，沒想到后來真的成了女兒，并改姓叫做“薛九蘭”。

　　九蘭和“父親”薛國光。本文圖片作者均為魯米

　　6月27日，雨過天晴，老屋的地面依舊有積水，因為屋頂漏雨，房間墻壁和天花板用油布遮住了，但它蓋不住地面的潮濕氣息。坐在家中的九蘭，早已不是17年前的模樣，歲月把她打磨成一位豐滿的婦女：一米六的身高，約有一百三十斤。

　　九蘭記得，親生母親很早就跑了，親生父親姓謝（音），在她很小的時候，把她送給一戶姓劉的人家。“現在他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她突然抬高嗓音：“他們都不要我了，我沒有爸爸媽媽，我就是一個孤兒！”

　　從“謝九蘭”到“劉九蘭”，再到“薛九蘭”，她既是旁觀者清，又是當局者迷，“不知道自己算什么（身份）”，一直沒有戶口和身份證。

　　直到今年6月19日，她辦上了戶口，正式成為薛國光“非親屬”女兒薛九蘭。

　　8000元“聘禮”

　　2000年的某一天，29歲的薛坤懷揣著8000塊錢，跟著劉建國到貴州六枝特區中寨鄉找媳婦。

　　羅家坪村當時有好幾個貴州媳婦，開始是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帶回了貴州籍妻子，接著更多人陸續被介紹到村里做媳婦。當年的村支書薛益賢說，像劉建國，他的岳父母就是六枝特區中寨鄉人。

　　從劉建國岳父母家，走一個小時的山路，就到了劉安良的家——九蘭那時13歲，被父母送到劉安良家，改姓叫做劉九蘭。“每天放牛、洗衣、做飯……就是不讀書。”

　　6月27日，說起13歲時的自己，九蘭稱“好多事情都記不起來了”，包括第一次和薛坤見面的場景。

　　但劉建國記得清楚， “他（薛坤）一見九蘭，就看中意了。”

　　這個29歲的男人，尋找了多年之后，終于找到自己的女人——一個比自己小16歲的姑娘。他們在劉家待了好幾天，并沒有去見九蘭的父母。

　　“她（九蘭）父親把她送給了劉安良當妹妹。”7月4日，劉建國對澎湃新聞記者說，所以他們沒有再去見九蘭的生父。

　　薛坤給了劉安良8000塊錢，算是娶九蘭的“聘禮金”，在劉家待了幾天過后，帶九蘭回了湖南益陽武潭鎮。

　　“劉安良也一起過來了，在家里住了一個多星期，（薛坤）還買了很大很大的魚讓他帶回去。”九蘭說，那是她第一次出這么遠的門，轉了好幾趟車，買了有四五次票，從遵義搭火車到益陽，火車轟隆轟隆地響，花了大約兩三天的時間。

　　剛回羅家坪村的那幾天，很多村里人跑到薛家看，“聽說她只有十一二歲，大家都覺得好奇，沒見過這么小的媳婦。”村民薛紅明（化名）說。

　　那時候的九蘭太小了，不到一米四的身高，看起來比她實際年齡還小。薛國光開始對九蘭很不滿意，但家里終于迎來了一位女性。

　　1987年，薛國光老婆因車禍過世后，家里就只剩下三個男人——薛國光、大兒子薛坤和小兒子薛明（化名）。九蘭的到來，給家里添了不少歡樂，雖然她自己覺得并不開心，甚至認為那是她過得最艱難的一年——很想回家，聽不懂說話，很不適應。

　　九蘭和“父親”薛國光在家。

　　薛國光在整理衣服。

　　因為聽不懂本地話，九蘭沒少被性急的薛國光罵，但薛坤對她一直都很好，“他還叫我去學校讀書”，九蘭說，當時她不愿意去，“覺得年紀大了，也怕被別人笑話”。

　　“她是買過來做媳婦的，他們也擔心，九蘭讀書識字跑了怎么辦？”一位姓丁的村民說。

　　過來沒多久，九蘭跟村里小朋友熟絡起來，她經常跟著他們，夏天一起去水溝里游泳，冬天圍在火爐邊烤火。小朋友們都去學校讀書時，九蘭每天在家里轉悠，并不時幫薛國光干活——做飯、洗衣、喂豬……除了地里的農活，她幾乎什么都會干，村里有制作筷子的作坊，她有時也去里面干活，一個月賺上幾百上千塊錢。

　　薛坤一從郴州煤礦回來，她就跟著薛坤一起出去玩。

　　“她性格很開朗，從小到現在，一直都是這樣的。”看著九蘭長大的薛敏芝（化名）說，薛坤喜歡打牌，有時打到凌晨都不回家，九蘭也不敢一個人回家，就躺在薛坤的懷里睡著了。

　　九蘭在家炒菜。

　　一家人的晚餐。

　　16歲的母親

　　14歲的時候，九蘭第一次來月經，她后來才知道，那是女孩成長為女人的標志。

　　她開始慢慢能聽懂本地話，依舊每天做飯、洗衣、喂豬……兩年多過后，她和薛坤成為事實夫妻。“我老公對我很好，他那時想帶我回（貴州）去，后來他死了，什么都沒有了，到死都沒有見過我父母……”九蘭說，那時兩人在一起，還辦理了“結婚證”，其實并不是真的結婚證。

　　“那是假的，包括后來的出生證，也都是我們幫他倆辦的。”當時的村支書薛益賢說，“沒有辦法，她（九蘭）沒有戶口”。

　　來薛家的第三年，九蘭16歲，生下兒子薛磊（化名），“我老公年紀大了，想我把他生下來。”九蘭說，小孩滿月的時候，他們在家里擺了三桌，請村里人喝滿月酒和結婚喜酒。

　　九蘭和第一任丈夫薛坤的合影。

　　村里人都替他們高興，最高興的還是薛國光，終于做了爺爺。

　　2005年，九蘭帶兒子去郴州薛坤所在的煤礦，“看到他們一個個黑不溜秋的，全身上下只有兩個眼珠子有光。”讓她覺得震驚，至今記憶深刻。

　　在那里，她依舊每天洗衣做飯，還有帶兒子，待了一年多后，因為夫妻倆吵架，九蘭把兒子送回了老家，一個人去郴州市一家飯店打工，那時候兒子薛磊才3歲。

　　兩年后的2007年，郴州煤礦出事故，薛坤在礦井底下被埋。事發一個月后，九蘭回到村里，薛坤早已經下葬，她說那時她不懂事，跟薛坤吵架，“但也沒人告訴我他出了事”。

　　煤礦賠了十幾萬元給家屬，九蘭沒有拿到賠償，“我又沒有戶口，也沒有辦結婚證。”九蘭覺得很無奈，唯一讓她欣慰和感激的是，薛國光一直幫她帶著兒子薛磊。

　　羅家坪村的人，大部分人都知道九蘭，知道她是從貴州買來的小媳婦，“他們覺得我可憐，都對我很好。”九蘭說。

　　九蘭的房間用油布遮了起來。

　　掛在墻壁上的鞋子。

　　在薛國光記憶里，九蘭很多事情不會做，他覺得她很可憐，沒有父母，從小離開家，過得很不容易，但他性子急了就會罵人，“如果有婆婆，家里會好很多，九蘭也會好很多。”

　　七十多歲的薛國光經常想起老伴，他說妻子1985年就在村里賣雜貨，“家里外面都能干，這個家都是她當家做主”。

　　6月26日，這個喜歡看四大名著的老人，多次說起1987年過世的妻子時，仿佛在說昨天剛發生的事情，直到他算了算時間，恍然明白，時間一去不復返，他和妻子已隔著三十年的生死。

　　薛國光妻子走的時候，大兒子薛坤才16歲，小兒子薛明才10歲。“他是一個不幸的父親，中年喪妻，老年喪子。”鄰居薛慶豐（化名）說，他們家也是村里條件最差的。

　　九蘭站在桌子上，從房間的柜子上面拿下一張她和薛坤的合影，那是他倆的結婚照，里面的九蘭看起來很清瘦。“還不到100斤，我現在也沒什么變化，只是變胖了一點。”她一邊說，一邊擦拭照片上的灰塵，不知是懷念照片里的人，還是懷念往昔歲月。

　　離婚“協議書”

　　2008年，隔壁龍拱攤村有人給九蘭做媒。媒人詹文革說，“我和他弟弟（薛坤的弟弟）關系很好，有一次他說起她，我就想到可以給她介紹個男孩子。”

　　對方比九蘭大七歲，叫詹時建（化名），一只手有些殘疾。兩人認識半年后，就在一起了。九蘭因為沒找到親生父母，當時作為薛國光的女兒，從薛家嫁入了詹家，在詹家辦酒請了二十多桌。

　　“她一直叫我爸爸，叫了十多年了，我是她的親人，她沒有其他親人。”薛國光說。

　　7月3日，遠在湖北打工的詹時建說起九蘭，稱她很善良，知道疼惜人，“那時候，我爺爺奶奶病了，她還經常去背他們，加上我又是這個條件”。

　　嫁入龍拱攤村后，九蘭和村里人的關系也很好，他們都叫她九妹。九妹喜歡到處串門，大家都很喜歡她。

　　2009年，九蘭替詹時建生下一個兒子。“開始那幾年，我們感情很好。”九蘭說詹時建愛打牌，后來欠了很多錢，兩人開始經常吵架。

　　“每次吵完架，都是我主動，我是個女人呢！”坐在老房子的堂屋，九蘭倒了一杯芝麻綠茶，很快喝完，露出里面的芝麻，她一邊說一邊吃完剩下的芝麻，“芝麻越嚼越香，剛開始吃不習慣”。

　　九蘭在制作擂茶。

　　九蘭在喝芝麻綠豆茶。

　　她的第二次婚姻，2015年開始出問題，詹時建說，主要是婆媳之間一直有問題。“她沒有讀過書，有點難以溝通，我那時又愛打牌”。后來兩人甚至沒有了來往，“她打電話我也不接。”那時詹時建在湖北打工，而九蘭一個人去了浙江打工。

　　2016年春天，薛坤的弟弟薛明在武潭鎮拆墻的時候，意外被磚頭打死。薛國光家，從他的老婆，到他的大兒子，再到小兒子相繼離世，只剩下一個老人，一個不識字的女人和一個小孩。

　　九蘭從浙江趕回來，因為詹時建拒絕跟她回家（那時他們的婚姻已名存實亡），她便帶了湖北新男友田剛（化名）回來，這讓龍攤村不少人對九蘭看法發生改變，“以前在家里的時候很好，后來出去外面打工，在外面跟人學壞了。”“后來那個男人我見過，不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她沒有讀過書，沒有戶口，又沒領結婚證。”

　　當天，九蘭回到益陽時，已經是凌晨了，“我們包了一輛車上來，到家時是凌晨三四點了。”田剛說，那是他第一次跟九蘭來薛家，他至今想起來都覺得好尷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很多人還以為我是出租車司機”。

　　當天凌晨出殯后，九蘭決定和詹時建離婚，她打電話給詹時建，讓他回來辦“離婚手續”。

　　2016年4月16日，兩人在羅家坪村薛家簽訂了“解除婚約協議書”。“他們兩個抱在一起哭”，作為見證人的龍拱攤村村干部詹永安說，“這個女孩子，雖然沒有讀過書，但是人是很聰明的”。

　　詹時建說，他們之間已經沒有感情，主要是他母親不想他們離婚。“我嫌棄你，你嫌棄我，兩個人脾氣不好，干脆離了婚算了。”九蘭說他們經常吵架，接著又說，離婚她其實挺后悔的。

　　那張A4的協議書上寫著：夫妻倆共同協商解除婚約，共同兒子詹磊監護權歸詹時建，女方有探視權，兩人好聚好散，今后還是朋友交往，各自的婚姻生活互不干擾。經雙方所在村村委負責人調解，特立此約，簽字生效。

　　九蘭拿著她的“離婚協議書”。

　　九蘭不知道，這紙離婚協議并無效力：在法律層面，她自始至終沒有“結婚”，也談不上“離婚”。律師裴文魁解釋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不辦理結婚證，同居關系的事實婚姻不受法律保護。

　　事實上，在九蘭顛沛流離的命運里充滿了這樣的矛盾：對她呵護有加的前夫薛坤，也是她的“收買者”；與她友好相處的介紹人正是她的“拐賣人”——裴文魁告訴記者，根據《刑法》第241條規定，薛坤收買九蘭的行為，因九蘭不滿14周歲，構成收買被拐賣兒童罪，法定刑三年以下，追訴時效是五年；介紹人和賣方構成拐賣兒童罪，法定刑5到10年，追訴時效是10年。

　　不過前述行為目前都已超過刑法規定的追訴時效，另外薛坤已經死亡，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應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新戶口

　　6月19日，九蘭到武潭鎮派出所拿到了自己的戶口，上面寫著：薛九蘭，和薛國光“非親屬”關系。幾天過后，她收到桃江縣公安局寄來的身份證，無名了三十年后，她正式成為一名中國公民。

　　九蘭拿著她的身份證。

　　2015年12月3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提出加強戶口登記管理，全面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據人民日報2017年3月報道，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累計已有1395.4萬無戶口人員解決了落戶問題。

　　早些年，孫子薛磊出生時，薛國光為孫子和九蘭的戶口，曾多次跑武潭鎮鎮派出所，最后孫子的戶口上了，九蘭因沒有原始證明，一直沒有上成。嫁入詹家的時候，詹家人想過帶九蘭回貴州找親生父母，后因兩人感情出問題，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6月19日，由桃江縣公安局撰寫的通稿里寫道：6月15日，桃江縣公安局民警會同武潭派出所民警來到薛國光老人家，對薛九蘭的有關情況進行了調查核實。在薛國光家，民警當場抽取薛九蘭的血樣，并將其血樣錄入全國打拐DNA信息庫進行比對。通過比對，暫未找到其父母。6月16日，民警根據無戶口人員落戶工作政策，將薛九蘭落在薛國光老人一家戶口上。

　　自2005年跟薛坤出門，九蘭去過浙江、湖北和郴州，因為沒有身份證，她幾乎很少坐火車，“只坐過一次高鐵”，也是借別人身份證買的票，大部分時候她在汽車站外面買票。“沒有保險，總擔心出什么事。”她用朋友的身份證辦銀行卡、手機卡，住酒店……

　　“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她說她是黑戶，我根本不相信，怎么可能沒有戶口。”男朋友田剛說，直到有一天，派出所的人到出租房里查暫住證，“她跟派所出人說，‘我沒有戶口，也沒有身份證”。最后派出所也沒辦法，留了姓名和電話號碼走了。

　　“她用別人身份證辦銀行卡，辛辛苦苦存一兩千塊錢進去，人家拿身份證把錢取走了怎么辦？”田剛說，沒有身份的人生，一般人無法想象。

　　房屋被泥土掩埋

　　這些年，九蘭從一個家庭，輾轉到另一個家庭，似乎從來沒有找到自己的家。取得身份的九蘭，希望有一個家，一棟屬于她自己的房子。“他們自己建好房子后，政府按每個人多少錢來補貼。”薛益賢說，薛九蘭家是村里最窮的，屬于貧困戶，符合異地拆遷補貼政策。

　　但她自己沒有錢建房子，她問記者，政府能不能幫她建好房子。“你看，這個房子都爛的不像樣子。”她帶著記者看被泥土掩埋的墻壁：廁所都被埋了，“有一年多了，現在家里廁所都沒有”。

　　“這個房子，已經不安全，都是危房了。”她指著土堆說。

　　父母和妹妹

　　多年以后，站在這棟破敗的老屋前，九蘭再想不起一千公里外親生父母的模樣。

　　“如果要去找，肯定能找到。”當年的介紹人劉建國說，“我老婆每年都回貴州娘家，九蘭要是想去找親生父母，可以跟著我老婆過去，但她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一次。”

　　對于親生父母，九蘭情緒復雜：一方面她覺得父母不要她，把她送給了別人，她不想再去找他們；另一方面，漂泊三十年，找不到根的她，希望尋找到父母和妹妹。

　　小時候她天天哭，“想媽媽，夢里見到媽媽……”母親在她很小的時候離開了家，“他們也沒離婚，她就這樣跑了，我那時一兩歲吧。”

　　母親離家出走后，九蘭被送去外婆家。“我到處跑，跑回了自己家，我老爸又把我送掉了。” 直到薛坤看到她，把她帶到湖南來。

　　在她的印象中，家里有很多人，但她不記得他們名字，地址也記不起來了。她只記得，母親離開了這個家后，父親又娶了一個后媽，生了幾個小孩，當她從外婆家跑回家時，因為家里小孩太多，妹妹也被父親送了人。

　　“說實話，我就是孤兒，媽媽都沒見過，是被父母拋棄的女兒。嗷，我們老家好多，山里面多死了，很多女娃都扔掉了。”九蘭說，提起那些事，她就心里很煩，“覺得很累，很煩躁的……”，她經常想起以前就想哭，“腦筋都哭壞了”。

　　“現在變化太大了，我回去也找不到，”她毫無生氣地說，語氣中夾雜一股怨恨，“不想了，都不記得了”。

　　14歲的兒子薛磊，已經上初二，不喜歡讀書，一天到晚玩手機，這也讓九蘭很焦灼。“想讓他學點什么技術，學點什么呢？”她越說越焦躁，“我這輩子算完了，不想讓兒子也像我。”

　　當黑戶三十年，除了沒有身份的失落與茫然，不認識字也讓九蘭覺得好累，“到派出所拿戶口的時候，我自己名字都不會寫。”

　　上戶口的時候，九蘭又哭得要命，開始的時候因為高興，后來又害怕搞不好，“好擔心，想戶口想身份證啊！”

　　7月5日，薛九蘭第一次用自己的身份證購買了去浙江的車票，“覺得很好啊，”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