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29 08:49:00 來源:大河網-大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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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隴海線上難民如潮 （劉海永供圖）
大河報記者與老人們在寶雞座談
11月初,記者在新鄉采訪編著郭仲隗回憶錄《江流天地外》的潘長順老人時，他無意中向記者提及河南師范大學有一位80多歲的老畫家，可能對1942年的大饑荒有深刻經歷，但潘老師已經忘記這位老畫家的姓名了。幾經打聽，記者終于在河南師范大學的一棟老家屬樓里找到了已是耄耋之年的畫家袁維新。
憶起當年的大饑荒，當時已經11歲的袁維新跟著父親袁伯泉四處賣畫維生，他親見當年路途中逃荒的人群和災難下的人生百態。通過近十天的構思，在與老畫友園林的切磋交流中，久未提筆的袁老憑借當年的記憶，以1942年大饑荒為主題創作了漫畫：《逃荒路上》。
1942年難民扒火車的場景 （劉海永供圖)
老東家用“逃災”二字安慰著一家老小，踏上了一條真正的逃荒之路。
從延津到洛陽，谷歌地圖顯示，走310省道202公里，步行需要41小時。
這70年后的答案在馮小剛手里，卻是瞎鹿母子、老東家婆娘、兒媳，還有無數不知名生命的凍餓而逝。
走到洛陽，是西行火車的起點，老東家卻“辱沒先人”地大年三十賣了閨女。洛陽，是希望的起點，卻彌散著死亡的味道。
壹
大饑荒座談會，來的個個是寶貝
陜西省寶雞市，是1942年河南大饑荒時河南難民的首選，如今的寶雞仍有“小河南”之稱，記者在當地民政部門的協助下，找到幾十位當年從河南逃荒出去的親歷者，通過他們的多方回憶，再由記者查找檔案、搜索資料，以期相互印證，還原當年那段塵封已久亦鮮為人知的河南難民逃荒路線圖。
11月的寶雞市異常陰冷，12日這天，是個難得的艷陽天。上午10時，渭濱區經一路社區書記吳桂榮開始召集轄區內的9名老人開座談會。
武桂榮是經一路社區書記，她的父親，也是大饑荒時從河南逃荒來到寶雞的，因此，她對大饑荒那段歷史并不陌生。早在抗戰勝利60周年時，她就曾經組織轄區老人開過一次座談會，“當時主要是講抗日，但這些老人講著講著就不由自主地哭著講起了大饑荒，我印象特別深，老父親活著時也愛給我們講這一段歷史”，武桂榮說。
這一次的座談會，專講大饑荒。武桂榮有目的地篩選出了大饑荒時才10歲的童養媳王妙云、夫妻倆都健在的馬寶玉夫婦、93歲的崔永慶老人……
老人們圍坐在冬日的陽光下，認真地聽完了記者的采訪要求，“主要講民國三十一年大饑荒時從河南逃往寶雞的路線，一定要真實，能回憶多少是多少”。
除了座談會，記者還在寶雞市老齡委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找到了多名河南籍的百歲老人，一一到其家中采訪，而寶雞市豫劇團的近百名工作人員，也成為本報記者的采訪重點。
貳
逃荒始發地，洛陽成了大“人市”
第一個發言的，是80歲的王妙云，住在經一路小區一樓的她還急著要去拾破爛，“我趕緊說完走人”，幾十年過去了，老太太仍一口地道的河南方言，她老家在河南偃師固縣鄉固縣村。
“俺姐就是在洛陽被人買走的”，王妙云排行老末，上面四個姐姐兩個哥，“命苦啊，兩歲上爹就死了”，王妙云說。
為了活命，王妙云的母親把她16歲的二姐帶到洛陽的人肉市場上，換回了6個榆樹皮和著高粱面兒做成的餅子，這6個餅子，維系著家中剩余幾個人的生命，“離家遠遠近近的榆樹皮全被剝光了，地里旱得直冒煙，哪里還有啥能吃的東西？”母親為了讓她能保一條命，把7歲的她許給人家做了童養媳婦。
與王妙云的二姐一樣被人從洛陽人肉市場買走的不計其數。如今93歲的崔永慶當時在鄭州裁縫鋪當學徒，聽說日本人快要攻下鄭州了，崔永慶一路輾轉隨逃荒人流逃到洛陽，“那時的洛陽就是個大的人肉市場，買人賣人都去那兒，就不敢想”，雖時隔幾十年，崔永慶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仍感“心驚肉跳”。
人肉市場就在火車站附近，因為不斷有難民從各地涌來火車站晝夜都是人山人海，有來賣孩子的，也有來賣嫁妝和農具的，只要是能換成吃的東西，啥都賣，“一個黃花大閨女才換三個窩窩頭，作孽喲”，崔永慶說著說著就開始哭了。
王妙云和崔永慶直到現在仍不知道，洛陽當時人肉市場的繁榮，與隴海線的中斷不無關系。因為戰爭，洛陽成為隴海線暫時的始發站，人們在無法向東延伸的同時，只有在日軍的炮火聲中偷偷向西，這也就是那么多難民涌來洛陽的直接原因之一。
馮小剛電影《一九四二》同題材紀實讀本“河南大饑荒”的作者宋致新的父親李蕤，當時在洛陽印書局工作，他曾用“大聚口”形容當時洛陽的人肉市場，“附近的大街小巷家家戶戶關閉房門，因為一開門，就有各種難民涌進，感覺難民要擊破整個洛陽。火車站的貨車沒有蓋頂，上面已經堆了貨物的照樣擠滿了人。因為人多，很多人在車還沒開動的時候，就像要掉下來，可是他們一動也不敢動，因為害怕到開的時候火車不等他們”。
據《洛陽市志》記載，是年（1941年），河南發生旱、蝗災害。難民沿隴海鐵路逃往陜西，沿途樹皮被吃光，餓殍載道。洛陽火車站與南關為難民聚居點。
叁
免費火車,拿命換來的快捷
1913年出生的李德明就是乘這種免費火車一路到的寶雞，家住武陟縣楊城鄉西司徒村的她當時已20多歲，結婚一年多的她與村里另外幾十人結伴租了幾輛大馬車先趕到洛陽，當時的洛陽城難民如潮，每天只有一班火車開出，還要憑“難民條”，雖然有“難民條”，但由于李德明抱著一歲多的女兒，一連擠了10天才終于擠上免費火車。
如今已96歲的海淑琴當年顯然比李德明幸運些，家住禹縣（今禹州市）褚河鄉的她在災荒年硬是用裹過的小腳一步步走到了洛陽，并從洛陽順利扒上火車頂棚，“人挨人，人摞人，抓不緊就掉下去了，有好多人就是抓住火車外邊的扶手，手麻了一松，掉下去就沒命了”。
除了怕掉下去外，火車過了靈寶，還要防日本人的大炮，“一過靈寶，火車就開始閉氣（不喘氣），車上大人孩子也都不敢吭氣，有時打來的炮彈就在火車頭前邊炸了，嚇死個人”，海淑琴回憶說。
提起這一段扒火車的經歷，如今已80多歲的翟美蓮說，“到死都忘不掉，經常會在夜里做噩夢時夢到”，老家在許昌長葛的翟美蓮是家中的老大，下邊還有好幾個弟弟妹妹，大饑荒那年，家里已經好幾天揭不開鍋了，餓得連門兒都出不去的她有一天正趴在路邊等去地里揭榆樹皮的媽媽回來，一個遠房表哥卻來了，他騙當時僅十幾歲的翟美蓮說，“跟我走吧，我給你買火燒（燒餅）吃”。
誰知表哥把翟美蓮一帶出村就開始打罵，火燒沒吃嘴里，臉卻被打腫了。舉目無親，到處是餓死的人，翟美蓮明知表哥沒安好心，卻也只得死心塌地地跟他走。就這樣一路走到了洛陽，沒“難民條”進不了火車站，表哥就用錢賄賂把門兒的當兵的，他倆從鐵門縫里鉆進車站，表哥又連拉帶拽把她推到一列鐵皮車車頂上，車廂內早就擠不進去一個人了，“人挨人，臉貼臉，有好多人都擠得腳不沾地兒了”。
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在“十萬火急大逃亡”中這樣描述像李德明和海淑琴一樣更多難民們的逃荒之路：在這兩萬平方英里的重災區，成千上萬的難民只能沿著鐵路逃亡。政府在隴海線上每天開設了免費的火車轉運難民，24小時能輸送1500人。但擁擠不堪的車廂，滿載著攀爬在外面的人們，只能疏散饑民中的一部分。每天有4000至5000人沿著這條西去的通道出逃。
電影里，花枝的兒子在災后找到了他娘，星星也跟家里聯系上了，還給家里捎了錢，但就是不愿再回老家。
山河不移，流民似水。一千多萬河南難民，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在無盡的死亡線上掙扎。
大饑荒擊碎了河南人本就不堪一擊的貧弱生活，把他們像蒲公英一樣吹落在中國西北的各個旮旯。
肆
西安中轉站，蒲公英般四處散
趴在火車頂棚的李德明手腳早已麻木，而懷中的孩子剛開始還有哭聲，后來又餓又凍，也就不咋哭了，“最后一次哭是在靈寶聽到日本人的大炮聲，炮彈就在火車附近炸響，震耳朵，懷里的孩子可能也被嚇著了，哭了一聲，像貓叫一樣，她一直在我懷里睡，我再一摸她的額頭，可熱”。
火車到西安一停，李德明就趕緊找到一個以前來的親戚，讓他幫忙找醫生給孩子看病，但那時西安城不讓逃荒的人進，“我們只得到北關難民集中的地方挖個地窖先住著，醫生也找不到，眼睜睜看著孩子在懷中死了”。
李德明之所以選擇在西安下火車，一是有親戚在這兒，能幫些忙，先把懷里孩子的命保住再說；二是丈夫先去寶雞時也是在西安下的火車，那時西安還給難民發糧食，也有專門給難民施粥的。
李德明的愿望一個個落空了，當時的西安已經變得與洛陽差不了多少，到處是逃荒的難民，到處是賣人的人肉市場，李德明只得扔掉孩子的尸體，與另外幾個老鄉一起，再次扒上開往寶雞的火車。
翟美蓮與李德明一樣，也是到西安下的火車，可她一下火車就被表哥拉到了人肉市場，賣給了一個比她大20歲的男人，“我當時哭著不愿跟那男的走，表哥哄我說，‘人家給了好幾斤高粱面，要帶回去救你全家的命啊’”。
好多年后，翟美蓮重回長葛，找到原來的老家，母親不僅沒有責備賣她的表哥，反倒稱她命好，“村里好多沒逃出去的人都餓死了，你爹和我帶著你幾個妹妹也都逃荒去了寶雞，受了大罪了，現在光景好了，我們老兩口又回河南了，你那兩個妹妹都嫁到寶雞了”。
翟美蓮的父母本想把被人拐賣出去的女兒留在家里重找婆家，但女兒死活不愿意，稱那個大她20歲的男人待她很好，所以就又讓她回了西安。
如今已無法統計有多少像翟美蓮那樣扒火車逃荒到西安并在此扎根落戶的河南難民，更無法統計有多少像李德明那樣把西安作為中轉站轉道逃往寶雞或甘肅的。當時南陽的一家民營報紙《前鋒報》特派記者李蕤在1943年“災區系列通訊”《豫災剪影》中這樣描述：隴海鐵路，在災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釋迦牟尼的救生船。他們夢想著只要一登上火車，便會被這條神龍馱出災荒的大口，到達安樂的地帶。“從八月份起，我便看到這些破破爛爛的人，開車之前，沖鋒似的攀援到火車的頂蓋上。頭頂上炎炎烈日張著火傘，腳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熱的鑌鐵，人們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著。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時光又飛過半年，現在是滴水成冰的嚴冬了，而這破爛的行列，卻依然滾滾地向西流著”。
“不到黃河心不死，逃到西安的人，才算灰心絕望到了極點，有許多是活活餓死，有些則是一家人集體自殺。在西安火車站我遇到薛站長，他是河南人，對救災非常熱心。他說每一天東邊來的火車到的時候，車上總會拖下幾個死的，呈報法院，再請檢察官檢查，手續太麻煩，而警察局又沒有掩埋這批死人的預算，所以常有暴尸數天被野狗拖去的慘事”。
在這篇通訊的結尾，李蕤不無氣憤地寫道：“河南有三千萬人，把淪陷區的不自由同胞除下，還有一千八百萬人。連年軍糧第一、兵役第一，在今年這樣嚴重的災情下，征購還是第一。無論如何，也應該讓這一千多萬人活下去，不應讓他們再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在無盡的死亡線上掙扎。”
記者在采訪中與多位陜西媒體人溝通，他們綜合分析介紹，如今西安市約四分之一的人口祖籍來自河南。在河南難民更為集中的陜西銅川，基本上一半人祖上來自河南。
伍
寶雞落腳點，從此有稱“小河南”
從西安開往寶雞的火車同樣擁擠，不同的是，坐火車不再免費。李德明已記不得當時的車票究竟是多少錢，她的親戚幫她買好車票后從窗口連推帶搡才把她弄進車廂，車廂里，已沒了站的地方，更別說座位了。
懷中沒了孩子，李德明在寶雞火車站見到前來接她的丈夫時，“撲到他懷里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可丈夫并沒責備她的意思，比起那些天天與他一起來接親人卻接不到的鄉親，“我父母已經算是很幸運的了”，李德明的兒子看母親回憶到此處又開始傷心哽咽，急忙替母親接受記者采訪，“我剛懂事兒的時候，就經常去炭市街那邊兒找我大伯和表舅，他們都是那時候和我父母一樣扒火車過來的，但有好多人都死在了半道，有的是掉下火車摔死的，有的是餓死的，也有病死的，像我那沒見過面兒的姐姐一樣”。
武桂榮的父親也是扒火車逃荒到寶雞的，“我爹當時就住在我們現在的經一路社區這兒，當時是河灘，到處搭的都是葦席棚，日本人的飛機還經常飛過山梁來轟炸，后來我爹就又與其他難民一起逃到銅川、天水等地，后來山頂的飛機場上來了幾架美國的飛機，日本飛機就再也沒來轟炸過，我爹重又回到了寶雞”。
武桂榮的哥哥武育民現在是寶雞市渭濱區政協文史辦的文史撰稿員，退休后的他借助自己是河南難民后代的先天優勢，采訪了大量河南難民在寶雞的真實情況，特別是自己父親及親屬剛逃荒來寶雞時的情況他特別關注，“兩大塊兒，一塊兒是河灘，沒人管，搭個棚就是家，其中1943年著過一場大火，整整燒了兩天一夜，你想得有多少個棚啊，燒死了好多人，都是從河南逃荒過來的；另一塊兒就是后山的窯洞，我父親剛從河南逃來的時候就是沒處住，看別人打窯住，他也跟著別人學，先是自己打了孔窯自己住，后來有人買，他就專門打窯洞賣，靠著這，我父親才算在寶雞扎住了根，后來我父親不打窯洞了，就在河灘邊替人建房子，全是咱們河南的那種起脊房子，因為都是從河南逃過來的，大多住不慣窯洞，所以我父親后來又拉起了一個工程隊，算是寶雞最早一批房地產建筑商吧，但也正由于這，他被批斗了好多年，直到去世也沒摘掉帽子”。
究竟有多少河南難民逃至寶雞？11月初，記者特意趕到寶雞市檔案局，在局長白亞民的協調下，記者找到了民國三十一年前后與大饑荒有關的檔案，其中當時寶雞縣警察局及商會的檔案顯示，當時河南逃來的難民死難者眾，民國三十三年元月份人口死亡調查表上，其中一頁7名死亡人員名單中就有3人是河南難民；而商會也頻頻下發豫災的募捐公函，陜西省政府也在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下發給寶雞縣商會一份急電，“為豫陜兩省本年水旱天災，經決定募捐救濟”。(記者 朱長振 文 李康 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