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5-25 09:04:00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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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5月25日電 “我們不和恐怖分子談判”是很多政治家面對恐怖主義難題時所遵守的原則，但美國海軍研究生院教授、戰爭和沖突理論家約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日前在《外交政策》雜志上撰文稱，與恐怖分子直接談判是一個有價值而且很有必要的策略，而且談判和斗爭“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既要“吵吵”也要“打打”。
大多數政治家面對現代恐怖主義蹂躪時，他們的口頭禪肯定是“我們不和恐怖分子談判”，不過還是有很多人主動跟恐怖分子接觸，有時談判還可能取得較大的成功。在當今恐怖主義以成熟、非常規的戰爭形態出現的時代，世界各國領導人所要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要繼續保持跟這群罪犯交談的意愿。與恐怖分子談判的關鍵是要能辨別以下兩種情況，一種是恐怖分子為拖延時間而操縱談判進程或者為自己撈取宣傳分，另一種情況是他們真心希望取得和平進步。
與恐怖分子談判是有價值可尋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數十年來英國與愛爾蘭共和軍持續保持對話，就是通過與其政治負責人格里·亞當斯對話這層薄如蛛網的掩蓋下進行的。這就是當代的“麻煩”，愛爾蘭共和軍之亂始于20世紀60年代晚期，最終在2005年以愛爾蘭共和軍正式宣告停止一切暴力行動為終止。數十年來，英國反恐部隊和愛爾蘭共和軍的槍手們激戰不斷，但是二者之間的談判還是照常進行。套用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的說話，那就是“既要吵吵也要打打。”最后，雙方就北愛爾蘭的政治前途達成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妥協，道路明晰了，被稱為民族自決的計劃將在長期范圍發揮作用。假如沒有同恐怖分子談判的意愿，這一切將不會發生。
痛苦的巴以爭端，早在上述愛爾蘭問題開始之初就已經開始表現為常規的恐怖主義行動，巴以雙邊談判既降低了暴力的頻率又削弱了暴力的嚴重程度，這一點在20年前奧斯陸協定簽署后尤為明顯。奧斯陸協議是以色列和當時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署的第一份實質性的協議，一方面它讓巴勒斯坦開始了緩慢而又崎嶇的自治之路，另一方面還讓以色列的敵人們更加認可以色列這個國家。當然，談判過程中恐怖主義以及報復行動持續發生，但總體來看雙方暴力活動的規模都在不斷下降。巴以爭端的例子再一次表明，要掌握與恐怖分子值得談判的時機，而且這個例子也再一次強調“戰略性忍耐”的必要性。
另一個曠日持久并以眾多恐怖行為為特色的沖突是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同國民政府之間的斗爭。沖突源于對土地和財富不平等分配根深蒂固的痛恨——1%的人口控制著將近一半的耕地——雙方的斗爭持續了將近50年之久。這其中的暴力包括很多恐怖襲擊、綁架人質等等諸如此類的惡劣行徑。主要有兩次努力試圖通過談判帶來和平局面。第一次是1998年至2002年間，哥政府以“建立信心”為名，給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割讓了相當于一個瑞士領土面積的安置場所。這可能是有史以來鼓勵叛亂分子和恐怖分子最過頭的一項措施。所以后來政府就又回到著重軍事行動的路線上來，最終在過去十年的艱苦戰斗中招致嚴重的挫敗。去年11月開始新談判，目前還在進行中，先是在奧斯陸后在哈瓦那，這次似乎有轉機。哥倫比亞政府要面對的巨大挑戰是要保持對任何和平可能性開放的態度，與此同時還要避免采取一些措施，以防止給予哥革命武裝力量過多機會重新恢復元氣。
退一步說，美國與恐怖分子談判的經歷是喜憂參半的。里根總統第二屆任期內發生了一次最糟糕的災難，1986年全世界居然發現他偷偷通過以色列中間人向伊朗販賣武器——也就是說美國在支持恐怖主義。最初的想法是通過銷售武器來換取附屬于伊朗的恐怖組織釋放其關押人質。當然，幾名人質最終被釋放，但沒過多久又有更多的美國人被綁架——好像是為了替換先前被釋放那一批人質。這場糟糕的交易接下來演變成，美國與伊朗秘密軍售獲得利益后，將這些錢拿去贊助試圖推翻桑地諾政權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由于在書寫瑞士銀行賬號時的失誤，整個計劃不小心“敗露”，所有的一切頃刻間都崩塌了。
“伊朗門”事件是美國與恐怖分子打交道歷史中的一個低潮，但20年后美國在伊拉克采取了頗為成功的策略。在充斥著常規恐怖襲擊和流血沖突頻發的關鍵節點，美國決定開始直接和那些反抗美軍和聯軍的伊拉克人展開對話。全面披露：從2004年開始我就積極游說這項談判政策，但是遇到很多阻力，大多來自決策層和軍方領導，他們嚴格恪守絕不與恐怖分子對話的信條。不久，大約8萬名敵方人員——他們中很多都痛恨基地組織獨斷專行的態度——紛紛倒戈。從前伊拉克每天大約有100無辜平民喪生，暴力事件在六個月之內下降了90%。
這個結果的取得，要說是因為增派兩萬名美軍進駐伊拉克，還不如說更是美國與自稱“伊拉克之子”的人談判的結果。可悲的是，2011年底美軍全面撤出伊拉克境內，當時達成的協議也隨之作廢了，暴力事件又回到原來危險的水平。不過，繞過恐怖組織頭目直接接觸實施殘酷暴行的人員這個想法的確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不通過直接鏟除領導，而是先瞄準組織邊緣繼而擾亂整個組織網絡，這算是一種與恐怖分子打交道的模式。
正是伊拉克這個例子給談判解決阿富汗問題帶來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誠然，過去幾年與塔利班領導人對話大大小小進行了數次，塔利班非常清楚2014年底美軍將基本完全撤出阿富汗，這讓人感覺塔利班是在利用談判做籌碼拖延時間。這樣的話，應當從中吸取關鍵教訓，談判要從叛亂分子和恐怖主義網絡邊緣開始，就同當時伊拉克情形一樣。恐怖組織遠非難以對話的復雜組織，它有很多切入點，因此要想從這兒或那兒一點點瓦解恐怖組織有很多方法。談判策略的重心經過轉移后——從直接對付塔利班領導人轉向接觸戰地指揮官和作戰士兵——更容易取得成功，至少能在關鍵時刻將敵人變成戰略防御的一方。
總而言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與恐怖分子談判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必須在仔細和謹慎的前提下開展對話，就像丘吉爾所說，“吵吵”和“打打”都得同時進行。即使在最危險最惡劣的沖突斗爭中尋求和平的道路，哪怕機會很渺茫也不能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