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陳玲的七個案子在長沙市芙蓉區法院再審開庭。

　　當天早上，陳玲抬著幾十斤重的證據材料到達法庭，結果被法院拒收。這讓她想起了三年前，工資被法院凍結，她哭著跑到28層樓頂，“覺得看不到出路，想這么縱身一躍。”

　　2011年8月起，陳玲收到第一份起訴書，其后幾個月，其他七份傳票接踵而至，起訴金額高達337萬元，全部是前夫劉正“舉債未還”的案子。此后，陳玲陷入寒冬，無法跨入春天。

　　“最開始，八個案子全部按 24條 ，判我共同償還前夫的債務，有的案子銀行轉賬流水都沒有！”陳玲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說。

　　從28層樓頂下來后，她開始走上了維權之路。三年來，陳玲跑了無數次法院，身上的八個案子經歷了一審、二審、再審、發回重審。“今年六月，八個案子其中有一個案子已經改判。”

　　《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以下簡稱“24條”）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注：第三款是對夫妻關系存續期間財產和債務的約定）規定情形的除外。

　　在陳玲的帶動下，一個自稱“反24條聯盟”的群體開始聚集，他們包括來自湖南、江蘇、浙江的100多人，當中89%為女性，共同點是認為自己基于婚姻關系“被負債”。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司法廳副廳長傅莉娟。自2004年4月1日施行以來，過去的十二年里，法律學界和業界關于“24條”一直有爭議。2016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司法廳副廳長傅莉娟，第三次就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提交了修改建議。

　　多位司法界人士認為，聚焦在“24條”上的問題實際反映了婚姻關系和市場交易的沖突，盡管法條很好地保護了債權人的利益，卻可能忽視了夫妻另一方的利益。

　　八個案子

　　瘦，不高，衣領豎著，老是縮著脖子，“我笑他像是裝在套子里的人”，2002年，陳玲第一次見劉正時，兩人在幫同一個朋友搬家。劉正看起來挺熱心的，當天幫朋友搬完家后，晚上還開車送陳玲回家。

　　后來，劉正經常到她單位門口接她。“我下班一出來，看到他，覺得特別開心。”陳玲說，劉正那時在一家公司做財務，經常開著公司的車接她，“有時在門口一等就好幾個小時”。

　　今年40歲的陳玲，依舊單身一人，在長沙某國企上班，談起這場婚姻，她說婚后再也沒有這樣的溫暖。

　　結婚五個月后，劉正打了一張欠條給陳玲，上面寫著劉正借陳玲兩萬多塊錢。“結婚前，就開始向我拿錢。結婚后，拿回來了兩次五百塊，后又拿走了一千五百塊。”陳玲說，劉正不帶錢回家，人也經常不回家，夫妻感情惡化。

　　2006年，陳玲從朋友處得知，劉正在外面有女人。陳玲哭得撕心裂肺，之后把全部心思轉到工作上。“后來他提出離婚，我當時不同意。”陳玲說，劉正逼他寫離婚協議，兩人甚至還去過民政局。

　　“我那時30歲，覺得年紀大，也害怕離婚。”陳玲媽跟陳玲說“年輕人都愛玩，等他玩幾年玩膩了就好了。”事情沒有想像那么好，2007年，兩人開始分居。

　　陳玲說她也想過離婚，但是為了父母，她告訴自己要維持婚姻。直到2011年4月深夜，“外面的女人”發短信來說，劉正在某酒店和其他人開房。思考幾天后，陳玲不想再繼續了，她打電話給劉正的爸爸，說自己準備和劉正離婚。

　　2012年7月，法院判決陳玲和劉正離婚，個人所有財產歸各自所有，個人經手債務歸各自處理，同時法院還查明，這對夫妻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無共同財產，無共同債權債務。

　　而在離婚前夕，卻有八起案件在長沙市兩家基層法院起訴陳玲，要求她承擔劉正離婚前半年（2010年2月至2011年7月）所借的八筆共計337萬元的“債務”。

　　八個案子一審全部判陳玲共同償還，甚至在2013年，她的工資和房子全部被凍結，只留了一千塊的生活費。

　　陳玲1993年參加工作，名下有三套房子和一個門面，其中一套單位房于1998年購買，兩套商品房和一個門面，分別購買于2005年和2006年。其名下房產貸款，于2009年12月29日前全部還清，早于原告訴稱的劉正離婚前在外面“借貸”時間。

　　“房子主要是用我的名字，都是父母和我自己婚前婚后的積蓄。”陳玲稱，婚內買的兩套房子和一個門面，沒有用劉正的錢，而劉正與2005年6月8日簽訂協議與人合伙成立的一家飯店，和2010年1月25日開始參與經營的一家餐飲店，陳玲稱，“直到收到傳票，我都一無所知。前夫在婚姻期間內買房又賣房，我都不知道。”

　　澎湃新聞試圖聯系劉正，但是其電話號碼早已更改，記者到前述飯店和餐飲店內了解，被告知劉正已經離開，其中一家飯店的名稱已經更改。此前，原告在庭審中陳述稱，餐飲店早在原審起訴半年后便未再經營。

　　在被告劉正缺席的情況下，陳玲的八起案件一審過后都經歷了二審、再審、發回重審。其中一起一審在長沙市雨花區法院開庭的案件，在2016年6月12日經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陳玲對涉案債務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舉證已經達到了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編者注：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是指，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故涉案債務不應當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而認定為劉正個人債務由其個人償還。

　　然而陳玲的其他七個案情相似的案件，發回重審后于9月20日在芙蓉區法院審理。陳玲的委托代理人蔣小麗稱：“根本沒有開庭，我被他們趕了出來，已經向他們副院長提出抗議。”在此之前，蔣小麗代理陳玲的案件，已經在長沙市中院、雨花區法院開過五次庭。

　　9月26日，澎湃新聞致電長沙市芙蓉區法院詢問案件審理情況，審判監督庭庭長張勁波回復稱，9月20日未開庭的原因是代理人手續不全。

　　反“24條”聯盟

　　反“24條”聯盟是指反對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的“被負債”群體。

　　失去婚姻，沒有孩子，房產工資被凍結……2013年，想縱身一躍的陳玲，從28層樓頂走下來后，通過論壇、報紙、以及電視媒體等，聯系到了4個和她一樣的“被負債”者。

　　“我們鼓勵她們成立了一個互助的婦女組織。”湖南省婦聯權益部副部長邱夢丹說，在跑了不少案子后，陳玲已很有經驗了，“我們把很多當事人介紹給她，這樣她們就可以抱團取暖。”

　　“被負債者”葉薇認識陳玲前，其前夫告訴她有9個億的債，想離婚就要先還4.5個億。“我當時想自己再怎么拼搏，哪怕再活10輩子也還不上。”覺得不被人理解的她，那時一度患上了抑郁癥。

　　邱夢丹曾跟最高法的法官交流探討過 “24”條的問題，“他們也知道，說你們湖南炒得很熱（重視），有一個 反24條聯盟 ” 。

　　事實上，這個“聯盟”不僅僅是在湖南，如今成員已經覆蓋23個省市自治區，以湖南人最多，其次是江蘇、福建、浙江。她們最開始通過QQ群聯系，2013年“轉戰”微信群，目前微信群有一百多人，除了“24條”被負債者，里面還有部分律師提供法律咨詢。

　　微博上有一篇名為《婚姻有風險，領證需謹慎》的文章曾引起廣泛關注，作者@被負債-泉州蘭瑾 講述了自己離婚后卻“被負債”百萬的經歷。5月26日，福建人蘭瑾在新浪微博上發文《結婚有風險，領證需謹慎》，獲得了600多萬次的點擊量，也吸引了不少人加入這個群體。結婚才一年多，2015年春節過后，孩子剛滿6個月的她成為了單親媽媽，前夫給她留下一百多萬的債務。

　　因為和前夫的訴訟，四十歲的陳玲除了工作外，所有時間都撲在 “反24條”上，她經常凌晨一兩點不睡覺，反復查看“24條”的最新動態。

　　9月26日，陳玲和幾個“反24條”群體代表到北京參加全國婦聯組織的研討會，“研討會主要探討 24條 ，參加的有法官、律師、婚姻法學專家、全國人大代表等”。

　　“如今我害怕與男人交往”，陳玲覺得，如果一切不改變，她就不會有自己的生活。

　　反“24條”聯盟是個松散群體，新人大多是通過微博找來。成員“小羽媽媽”說：“我們每個人還要工作帶孩子，只是為了抱團維權，也沒有主動去尋找她們。”

　　這個聯盟群中成員的想法各不相同，有人為推動“24條”廢除的，有為個人案子維權的，有些顧慮到個人隱私不愿公開維權，也有人維權成功后退出了群。

　　反“24條”聯盟曾統計過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24條”判夫妻共同承擔債務的案件:2014年、2015年分別超過7萬件，覆蓋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

　　成員“小羽媽媽”統計了“被負債者”的問卷調查。她說，截至2016年8月初，共收到來自23個省市自治區共106份問卷；有過半問卷參與人集中于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從統計中可以看出，她們89．6%的為女性，10．4%的為男性，88．6%的擁有穩定工作，5．7%的已經退休，55．7%的配偶“跑路”。

　　司法界爭議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司法廳副廳長傅莉娟，第三次就《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提交了修改建議。

　　曾在湖南省婦聯工作過的她，很早就接觸到“24條”的維權者。今年3月8日，傅莉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以湖南為例，2013年、2014年、2015年三年間，湖南省地區涉及夫妻共同債務的借款糾紛案件，從1407個上升到3751個，增長2.67倍。”

　　自2004年4月1日施行以來，司法界對“24條”的觀點不盡一致，有覺得其理論上沒有任何問題的，也有認為其司法實踐中存在問題的。

　　爭議聚焦在債務關系“舉證難”上。從澎湃新聞走訪的多個案例當事人來看，實踐中很少有債務雙方在合同上明確約定為一方借款；此外在訴訟中，許多法院繞開“24條”中的“例外條款”，未讓債務關系人舉證，因債務關系人配偶的身份，舉證債務未用于家事用途也很困難，而且她們很難申請到法院調查令。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北京市婦聯副主席夏吟蘭曾公開發文《我國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規則之檢討》，指出就“24條”所指債務的性質，重要前提是確定家事代理權及其范圍、權限。

　　2016年3月3日，最高法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杜萬華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債權債務關系存在和合法性的舉證證明責任在債權人。“婦女們一定要清楚，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將舉證證明責任往自己身上攬。”

　　湖北省宜昌市中級法院法官王禮仁擔任婚姻家事合議庭審判長達15年，他認為“不是當事人 不分青紅皂白將舉證往自己身上攬 ，而是司法解釋將舉證責任強行往當事人身上攬。”

　　傅莉娟在2016年3月8日的媒體采訪時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應充分考慮和應用夫妻共同債務認定例外情形，合理分配相關舉證責任并注意舉證責任的轉換問題。

　　在中國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楊立新看來，“24條”基本上沒有問題，夫妻一方借的應該推定為雙方一起借的。但他同時認為，“ 24條 確實當時不完善，它里面有些具體問題，但不是司法解釋本身的問題。”

　　“為什么 24條 不合理？因為債權人完全可以要求夫妻兩個人簽字！”長沙市天心區法院院長馬賢興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24條”沒有要求借貸時夫妻兩方簽字，讓婚姻另一方來承擔這種風險，容易造成夫妻一方和債權人惡意串通。

　　馬賢興進一步解釋說，實務界夫妻債務案例存在兩種惡意串通情形：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防止夫妻一方與他人（債權人）惡意串通損害配偶利益——此時舉債人配偶完全處于被動地位，無法防范和控制風險；矛盾的次要方面是，防止夫妻之間惡意串通轉移財產損害債權人利益。此時債權人有主動權，可盡也應盡債權安全注意義務，只要在債權發動之時，讓夫妻共同簽字就防止了夫妻之間串通轉移財產。

　　“這本是一個十分簡單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法律或司法解釋作特別規定。 24條 只講債權保護，不講債權規范，容易為虛假債權、惡意債權開方便之門。”馬賢興說。

　　“ 24條 的問題實際上是，婚姻關系和市場交易的沖突，它和我們整個《婚姻法》的財產制度不健全有關。”中華女子學院黨委書記、中國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李明舜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24條 會加大婚姻的不安全性。”

　　就在澎湃新聞發稿前幾天，10月4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稱，最高人民法院近日發布了一批指導性案例，供各級人民法院審判類似案件時參考。其中一起案例旨在明確：一方在離婚訴訟期間或離婚訴訟前，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夫妻共同財產，或偽造債務企圖侵占另一方財產的，離婚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可少分或不分財產。

　　據新華社報道，該指導性案例從婚姻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原意出發，對婚姻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的“離婚時”做出了合理解釋，有利于懲戒侵害夫妻共同財產的非法行為，保護家庭成員的合法財產權益。

　　（文中陳玲、劉正、蔣小麗、葉薇、蘭瑾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