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15 17:16:00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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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城鎮化？數以億計的人口，正在經歷一場遍及神州大地的流轉。
毋庸置疑，在這場流轉之中，摻雜著無序、缺乏管理等諸多問題—北京人口總量已突破原規劃中2020年人口目標—這也許僅僅是問題的一個面相。
在城鎮化當中，我們忽略了什么問題？“城市農村化”現象是否會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又應如何“去農村化”？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城市規劃專家文國瑋。
“提高城市居民素質，是城鎮化的最難點”
記者：城鎮化是我國發展的一個大趨勢，您認為城鎮化的目標應該是什么？
文國瑋：新型城鎮化應該是高質量的城鎮化，要追求五個目標。第一是要有好的經濟效益，沒有高質量的經濟生產力，城鎮化無法發展。第二是要追求優良的城市環境，就是我們常說的綠色、生態、環保。第三是要有完善的城市服務功能。包括完善的基礎設施、完善的城市管理和人性化的社會服務。
在目前城鎮化的過程中，我們比較關注這前三個目標，但忽視了另外兩個重要的目標：
第四個目標是要追求更高的城市居民素質，不能大量的人進到城市里來，城市居民的素質反而下降了。城市居民素質包括文化科技水平、社會道德風尚和法律知識以及居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城市意識和行為準則。
隨著現代化進程，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要達到作為一個“城市人”所應該具備的“城市居民的素質”，就需要進行教育。“進城”需要有一定的科技和文化基礎水平，如果你一字不識，或者對新科技沒有一個基礎的了解，到了城市里很多設施都不會用，就會需要很多人為你服務，這肯定是不行的。同時，城鎮居民應該擁有基本的道德風尚和法律意識。也就是說，城市的人需要遵守城市的行為準則，恰恰這個問題，在城鎮化進程中是最難做到的。
第五個目標是要追求城市區域內的城鄉發展的平衡協調。在這個平衡協調的過程中，在農村可以形成一個反吸引力，吸引一部分人留在農村。這一點，現在我們也遠遠沒有做到。
記者：為何說提高城市居民素質是城鎮化最難的一環？
文國瑋：由于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的影響，以往傳統農村人的意識是一種個體意識，而城市人需要社會意識。在農村人向城鎮轉移的過程中，如果這種意識不轉變，就會帶來很多不適應城市的行為舉動，給城市、給自己帶來很多問題。
城鎮化是雙向的。我們目前更強調的是單向的城鎮化，這種單向的城鎮化中，又特別強調人口城鎮化。似乎把農村戶口轉成了城市戶口，就是城鎮化了，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城鎮化不但要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人口從農村引進來，還要將他們變成城市人。
計劃經濟時代曾經有一輪城鎮化的過程，城市經濟發展需要的勞動力，是有計劃地從農村選拔優秀的青年，到城市進行文化、技術培訓，合格后上崗，逐漸轉變為城市人。可現在，一個農村人只要有個落腳點，甚至還沒有落腳點，都可以往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跑。而我們的城市管理缺失，對這種流動方式缺乏管理。導致需要到城市來，能夠到城市來的人，未必真的能到城市里來；那些不需要來，還沒有能力來的人，反而來了一大堆。這樣就造成了現狀無序的人口流動。
目前城鎮化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正是由于對城鎮化的這些深層次問題的理解太膚淺。
“防止城市農村化 政府部門要盡快作為”
記者：城鎮人口的素質沒有得到有效提升，是否成為“城市農村化”的原因？
文國瑋：有管理的城鎮化和沒有管理的城鎮化，差別很大。有管理的城鎮化，會讓城市健康地發展，沒有管理的城鎮化，就會在城市出現城市農村化的現象。
我們過于將著眼點放在人口的城鎮化上，發現問題了，就覺得是人口管理的問題，解決問題，就是讓派出所、居委會去管一管，這種思路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如果農村人進入城市后，其素質沒有相應的提高，意識沒有相應的改變，仍舊堅守原來的行為方式和習慣，就會慢慢轉變為“沒人管，不服管，管不了”的社會現象，進而造成我們的城市里有很多沒有管理、沒有組織的工作，比如說貼小廣告的、無照的小攤販、游擊的小工，非正規的洗車停車點，黑工廠、黑商戶：造成很多非城市文明的行為舉止，如翻欄桿、中國式過馬路、隨地大小便、赤膊行走、亂擁亂擠等。
出現這么多非正當職業的流動人口，就會出現一個問題，他們住哪？許多人就會尋求就近居住，所有出現這些人的地方，就會出現流動人口的居住問題。如市區里平房的違章建筑、樓房里的蟻族、群租。從而導致一系列臟亂差的現象，違章建筑叢生、垃圾成堆、臟水亂流在城市的各個角落普遍存在。
接下來就是社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問題。北京各大醫院現在都成為全國人民的醫院，外地患者大大多于本地患者。其中很大一部分醫療的資源，都被流動人口占據，從而也帶來很多諸如掛號難、醫療亂象、醫患矛盾等問題。
記者：但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城鎮化進程中，城市應該更包容。
文國瑋：要解決這個問題，并不是說把外地人都轟出去。
有一種說法叫做北京是全國人民的北京，不能不讓人來。但是我們要思考，一個人到了城市，他并不是隨隨便便就來的，應該尋找一個科學的途徑。比如你來北京是干什么，如果是工作，那么就要考慮有沒有工作給你？你有沒有符合城市需求的工作能力？如果沒有工作你硬要來，不就成為盲流了？北京是全國人民的，但不是全國人民都來居住、工作的地方，這要分清一個界限，不能任由人口無限制地涌入城市。
再說到市民的待遇，如果一個外地人留在北京，有穩定的工作，對北京的建設作出貢獻，那么享受北京市民的待遇是應該的，但是不是隨便來個人就給予市民待遇？這顯然是不現實的。
誰應該為此負責呢？當然是政府部門。我們應該意識到城市農村化不符合新型城鎮化的要求，要盡快防止農村化現象的進一步發展。
“外來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戶口，可以考試審核”
記者：如何才能構建一個科學的途徑？
文國瑋：這個方法有很多，比如說外來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戶口，可以考慮進行考試審核。這個考試分為幾項，包括文化程度的考試、法律知識的考試、工作能力的考核等等。來北京工作，也可以參照國際經驗，要有“工作許可制度”，沒有工作許可就是“非法打工”，就要處理。
大學畢業生可以視同文化程度合格；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就意味著工作能力合格。同時作為城市市民，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規常識必須了解。這一系列的考核，不是說僅僅由公安局來衡量你有沒有資格得到戶口，應該由專門機構認證。
已經有北京戶口的人，同樣存在再教育的問題。這包括學校的教育、單位的教育、執法的教育，還有媒體的引導作用，要持之以恒，讓城市人擁有城市人應有的素質。
即便如此，還是會有一批人，沒有進入管理范疇，那這部分就要嚴格地管理。造成農村化現象的人，例如一些沒有相應素質的人，我們要將他請出去，對于已經形成的惡劣居住環境的現象，要逐步清理，恢復城市應該有的秩序。當然不能粗暴地把人轟走，要根據情況疏散到其他地方。必要時也可以由政府出面，蓋一些臨時住房，解決他們暫時的居住問題。
記者：“去農村化”勢必帶來一個問題，就是城市人的生活成本也要提高，小商販的市場需求是客觀存在的。
文國瑋：這還是意識的問題，其實大家都明白，無照商販的商品質量很差。就比如你在地攤上吃飯，地溝油問題、添加劑問題，吃到嘴里全是不安全的食品，消費這些食品的，許多也是外來流動人口，這種低檔次、影響健康的消費，我們的政策難道應該鼓勵嗎？
考慮到生活成本的問題，那我們城市中心，有一定歷史文化傳統的地區，完全可以發展以百年老店為主的商業網點。這里說的百年老店，并不意味著價格就可以無限制地提高。比如護國寺小吃這樣的店面，價格便宜，質量有所保障，這完全可以做得到，而且政府還可以在資金上予以支持。只要管理到位，改變唯利是圖的經營方式，這種店面的成本可以比無照商販還低，將無照商販的市場擠掉。
反過來說，我們目前一些正規老字號的發展思路是有問題的，一個包子賣八九塊錢，大大超過成本。如果形成這樣的經營方式，那么必然造成很多人要買低檔的、便宜的，給了無照攤販機會。
此外，政府也應制訂政策，引導企業解決相關問題。我認識一個朋友，在海口搞一個設計院，二十人左右的公司。每天自己做飯，一個鍋一個灶，全都解決了，成本也不高，還很衛生。職工的吃飯問題解決了，無形中擠了無照商販的市場，客觀上有利于農村化現象的消退。
記者：除了吃的問題，還有住的問題。
文國瑋：有正常工作的外來人口，其居住也未必非要靠大雜院、群租房解決，剛畢業的大學生為什么非要群居在一間房里呢？我們能不能把廉租房提供給這些人？甚至可以建一些集體宿舍、單身公寓，就能解決這個問題。還可以鼓勵企業自建一些集體宿舍，如辦公樓加蓋輕鋼結構宿舍房，供員工居住。
這些問題并不是無法解決的，但有關部門遲遲不去辦，我不由得想，是不是問題太小了？有關部門沒有動力去管理？
再比如我們說的就醫問題，不是說把外地人都轟出去就解決了。我們為什么不能讓北上廣的醫療資源輻射到地方上去？可不可以要求北上廣的醫生三年內要有一年去地方診療，幫助提高地方的醫療水平？我想這樣做可能會緩解外地人過多地來京就醫的問題。但我們還是得問，誰應該管這個問題？（記者 吳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