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7-23 06:54:00 來源:人民網-中國經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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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巡視組江西尋“老虎”
夏日的南昌被烈日炙烤著，沒有一點風，中央第八巡視組要在這個素有“火爐”之稱的城市度過大半個炎熱的夏天。
根據中央統一部署，由組長王鴻舉帶隊，中央第八巡視組5月27日進駐江西省。次日下午，王鴻舉在動員會上強調了此次中央巡視的重點：一是著力發現領導干部是否存在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貪污賄賂、腐化墮落等違紀違法問題；二是著力發現是否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問題；三是著力發現是否存在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問題；四是著力發現是否存在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這是中央交給巡視組的任務。從北京出發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王岐山囑托巡視組，要著力發現問題，形成震懾，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當好黨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蒼蠅”。
江西省委書記強衛在動員會上要求：全省各級領導干部要實實在在地匯報工作，客觀真實地提供情況，實事求是地反映問題。
不到兩個月，江西官場上下都已感到無形的壓力。旁觀者以巡視組到各地巡視的人員組成和時長，以及官員被約談時間的長短，來判斷某地某人問題的大小。而在第八巡視組進駐的南昌市濱江賓館四號樓前，越來越多的群眾聚集于此，他們希望面見中央巡視組反映問題。
這個夏天，江西上下各界都屏息凝神，大家在觀望：江西是否有“老虎”出現？
沒有辦案權限的中央巡視組一旦發現“老虎”的蹤跡，便會直接向中央匯報。問題一旦被查實，“打虎”就不遠了。
“下沉一級”了解干部情況
雖然在動員會及通過媒體公開了電話、地址、郵箱，但遵循“不張揚、不違紀、不違法、不引起社會轟動、不影響地方工作”的原則，中央巡視組的具體工作進展鮮見于報端。
這樣的“神秘感”讓江西官場上下更加緊張。“這段時間，擔心被牽連的人天天提心吊膽，四處打探消息，沒被牽連的人則在等著看熱鬧。”江西省一位國企負責人向《中國經濟周刊》透露。
這個夏天，江西各地的高檔餐飲及娛樂場所普遍出現蕭條。“基本上都不敢去了。客人來了，我們就到單位食堂，都很便宜。”上述負責人說。
事實上，在王鴻舉帶隊進入江西約一個星期后，江西省紀委就宣布了江西省交通運輸廳黨委委員、副廳長許潤龍因涉嫌嚴重違紀被組織調查的消息。有人戲稱許潤龍落馬是送給中央巡視組的“見面禮”。
據江西省當地官員透露，派駐江西的第八巡視組有十二三人，一部分人駐守南昌公開接訪群眾舉報，另一部分人到各地市進行巡視。
此次巡視之前，王岐山特別要求，要 “下沉一級”了解干部情況。后來的事實證明，許多有價值的線索正是“下沉一級”發現的。
根據掌握的情況不同，巡視組在江西省各地市巡視時間長短并不一樣，在有的地市待了一周甚至更長的時間，有的地市待了三四天，最短的則只待了兩天。
據悉，由王鴻舉親自帶隊的4人小組抵達撫州市，僅待了兩天。“4個人中，包括王鴻舉及其秘書，還有中組部的兩位工作人員。”撫州當地的一位官員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
聽說王鴻舉親自帶隊，撫州當地的官員都很高興。他們分析，一般情況下，只有情況較好的地方，組長會親自帶隊。此外，另外兩個人來自中組部，這說明情況較好。如果情況不好，來的應該是中紀委督查辦的。上述官員認為，從目前的情況看來，撫州的結果也是相對較好的。而與之相反，“待的時間越長，意味著那里的情況越復雜糟糕，官員被牽出的可能性就越大。”
巡視組的主要工作是約談干部。事實上，整個巡視期間，“約談”即“個別談話”被作為最重要、最基本的工作方式。按照以往慣例，“約談”對象少則一二百人，多則三四百人。原中央第二巡視組組長祁培文在接受央視采訪時透露，約談的對象，包括第一層級的副省級以上的領導，約談的內容，除分管工作，個人家庭情況如子女、愛人的職業、收入，都要涉及；第二層級的廳局級干部，談話重點側重于“對省委和省委領導的意見”。
而再往“下沉”，到了地市一級，主要約談的對象就包括當地的黨政一把手、副書記、紀委書記、組織部長以及公檢法三長。當然，根據不同的情況和需要，還會約談退休干部、企業領導、人大政協干部以及群眾等等。
“約談的時間長短不一，時間短的約10分鐘，時間長的約數小時。”一位被約談的官員終于松了一口氣，對方只跟他談了10多分鐘，“問了主要領導的情況，以及對省里領導的反映。”他很高興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結果很安全，談話很愉快。”
落馬官員的獄中舉報和商人舉報
約談的目的，只是為了掌握有價值的線索和信息。被約談的對象并不意味著就有問題，但往往，他們都會感到緊張。尤其是被約談的時間較長或心里有鬼的那些官員，會緊張得滿頭大汗。上述被約談的官員說，甚至有人在談完話之后，直接被留下。
為獲得更多有價值的線索，一些仍在獄中的落馬官員的舉報也得到了巡視組的重視。
新余市一落馬官員在獄中發出了舉報信，舉報的對象是該市原市委書記，該舉報信在網上廣為傳播。“這樣的線索肯定會引起巡視組的重視。”對江西省政情較為了解的一位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江西省贛州市于都縣原縣委書記胡健勇在獄中的舉報就已經引起了巡視組的注意。
2012年6月20日，胡健勇因貪污受賄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他的記憶力十分驚人，曾在獄中寫舉報信，交待過許多人的違法違紀行為，“列舉了300多人，誰什么時候送給他什么東西，他又曾經給誰送過什么東西，都記得一清二楚，最后把很多人都供出來了。”上述知情人士說。
接到胡健勇的舉報材料，巡視組提審了胡。胡健勇所提供的線索中，所供出的那些未被處罰的官員也引起了巡視組的重視。
在當地廣為流傳的一種說法是，該市一位被巡視組掌握了受賄線索的廳級干部亦被胡健勇牽出。據透露，被巡視組約談后，該廳級干部當晚已被留下，還供出了其他人。其中，他曾經的下屬、一位縣處級干部被牽出，并交代了貪腐事實。
“后面還不知道會牽出誰呢。當地的官場就像地震了一樣，人心惶惶，與該廳級官員有關聯的干部大概都睡不著覺。”上述知情人士說。
值得注意的是其間的官商關系。從目前的情況看，不少涉事官員的案子中，都牽涉到了官商關系，這種關系微妙、復雜也脆弱。《中國經濟周刊》從多渠道獲得了一個相同的說法：由上述廳級官員供出的眾多人員中，包括3位房地產商，3人被專案組談話之后沒再出來。“其中一人‘三進兩出’，前面兩次被找去談完話后都放回來了，但第三次再被叫去談話至今沒再出來。”
另一些曾遭遇不公正對待或在官商交往中受損的商人，則抓住這次機會積極舉報官員的貪腐行為，且收效明顯。
“例如，在這兩年的稀土整頓中被打壓的一些老板最近都在告狀，影響比較大，已經在調查。”稀土業內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揪出“大老虎”
距離南昌近2000公里之外的呼和浩特，已經揪出了“大老虎”。 6月30日，中央第四巡視組進駐內蒙古不到一個月，內蒙古官方宣布，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統戰部部長王素毅涉嫌嚴重違紀，被“雙規”。
這也是10個巡視組開始巡視之后，第一個宣告落馬的高級別官員。
這多少會讓駐派其他地方的巡視組感到壓力。如果當地存在“大老虎”，而巡視組沒有查出來，“這就成了關乎面子的問題。”一位接近巡視組的工作人員揣測道。
2008年1月，原中央第二巡視組組長祁培文在接受央視采訪時坦陳：“像李寶金這樣的人，我們就挺緊張，如果我們那會兒沒有這個覺悟，被別人挖出來了，你說我這個臉往哪兒放？”
祁培文指的是天津市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李寶金受賄案，該案正是他所在的中央巡視組在天津巡視時發現的線索。
巡視組的主要任務是發現線索，提供線索，但不去查案。上述接近巡視組的工作人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江西的中央巡視組正在加足馬力。
據該人員透露，江西方面就第八巡視組轉交的督辦案件成立了多個專案組，其中涉及對多位地市級官員的舉報。每一個專案組專門就舉報的線索進行外圍核實，并將調查核實的情況及時向巡視組匯報。“現在都是排著隊匯報，案子太多了。紀檢系統忙得不可開交，人手根本不夠用，只能從其他部門借調人手幫忙，例如，從檢察院借調的人手就不少。”
據悉，專案組負責人的主要匯報對象是第八巡視組副組長寧延令。
公開資料顯示，寧延令在紀檢監察戰線上工作多年，曾任中紀委第三紀檢監察室主任，也曾在2009年任中央第三巡視組副組長，有著豐富的紀檢監察和巡視工作經驗。在紀委系統中，很多轟動全國的腐敗案他都曾直接參與調查，如當年的廈門遠華案。
“寧延令非常有經驗，太懂了，不好糊弄。每次，辦案人員向他匯報前都要做好充分的準備，不能亂講。”上述工作人員對寧延令在江西的表現非常有信心。
“一輪調查核實下來，很可能拔出蘿卜帶出泥，最終是‘老虎蒼蠅一起打’。但目前來看，都還只是‘小老虎’，‘大老虎’還沒出來。”在上述接近巡視組的工作人員看來，中央巡視組是動真格的，這對當地官員是一種極大的威懾。
不少地方官員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他們中的不少人因此都希望巡視組盡早回到北京去。
但據透露，由于問題太多，巡視組“現在要延長至兩個半月，如果問題比較嚴重，時間還有可能會繼續延長”。先前，王鴻舉曾宣布，第八巡視組在江西省工作時間為兩個月左右。
一位已經退居二線的官員對《中國經濟周刊》說：“不查出‘大老虎’不足以形成威懾。更重要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上面的領導風氣不正，下面的基層干部心思也不會放在干實事上。”
然而，揪出“大老虎”并非易事。祁培文曾直言中紀委辦案的難度，“它的對象都是高級干部，位高權重，有的還在領導崗位上，對這樣的領導干部，我們進行調查就很困難。”
不只是“大老虎”，“小蒼蠅”也可能會有漏網之魚。“巡視組的力度再大，再努力，很多案子牽涉到千絲萬縷的微妙關系，一些人會因為各種原因‘漏網’。”上述退居二線的官員坦陳，僅靠一種巡視制度不可能將所有的腐敗分子一網打盡，但顯然，在被巡視地，威懾作用已經顯現。
中央巡視組如何巡視？
1.巡視組由誰組成
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岐山擔任，中組部部長趙樂際與中紀委副書記趙洪祝任副組長。
中央巡視組實行組長負責制。組長一般從已離開一線崗位、但尚未年滿70歲的省部級(正職)官員中選任。
2.巡視監督的對象
中央巡視組的巡視對象主要是省部級領導干部。《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規定，中央巡視組主要負責對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同級政府黨組領導班子及其成員進行巡視；對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政協委員會黨組領導班子及其成員進行巡視。
3.巡視組如何獲取線索
《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賦予巡視組九大權限：聽取工作匯報和有關部門的專題匯報；根據工作需要列席民主生活會和述職述廉會；受理反映問題的來信、來電、來訪等；召開聽取意見座談會；個別談話；調閱、復制有關文件、檔案、會議記錄等資料；民主測評、問卷調查；走訪調研；對專業性較強或者特別重要問題的了解，可以商請有關職能部門或者專業機構予以協助。
4.四個重點工作
一是要圍繞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著力發現領導干部是否存在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貪污賄賂、腐化墮落等違紀違法問題；
二是要在貫徹落實八項規定方面，著力發現是否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問題，緊緊盯住，防止反彈；
三是要著力發現是否存在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問題；
四是要著力發現是否存在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5.發現問題怎么辦
向上報告：巡視過程中，巡視組只帶耳朵、眼睛、照相機、錄音機。他們的職責是發現問題，但不辦案，只負責向中央報告。
通報問題：巡視組還要向被巡視地的一把手通報巡視中了解到的情況和問題。
敲響警鐘：原中央第二巡視組組長祁培文曾表示，發現一些干部有廉政問題，但還沒有掉下去，對這樣的人，不是一棒子打死，巡視組要與他們談話提醒，引起他們的警惕。
6.巡視結束之后
巡視組寫巡視報告，并向被巡視地區、單位反饋，提出改進意見。被巡視地區、單位制定整改方案并在報送后12個月內報送整改情況報告。巡視組回訪了解整改情況。
面見“北京”的機會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郭芳 董顯蘋 | 江西報道
6月25日凌晨3點多，年逾六十的周菊英與她的舊日同事一共30多人，“浩浩蕩蕩”地從撫州市臨川區的家里出發。到達南昌市濱江賓館四號樓時，還只是早上6點多鐘。他們希望在這里見到中央巡視組，以撫州減震器廠股東的身份，要求臨川區政府返還他們1000萬。
位于南昌市東湖區愛國路216號的濱江賓館四號樓，因為中央第八巡視組在此下榻而聞名。整個夏天，巡視組的部分工作人員就在這里公開接訪。
與官員的心境截然不同，訪民渴望著這一次與“北京”見面的機會。而且，他們希望巡視組待的時間越長越好。
四號樓前的訪民與工作人員
早上6點多鐘，太陽已經升得很高，這個沿江的賓館雖以濃郁的園林特色見稱，但依然酷熱難耐。四號樓前已經滿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自巡視組正式接訪開始，每天如此。巡視組的接訪從早上7點開始，周菊英和同事們憑身份證和上訪材料排隊取號，號票實行“實名制”，一天的會見不超過100號。
來自萍鄉市的王林在巡視組公開接訪的第一天就到濱江賓館排隊，“人太多了，人山人海的幾百人在擠著排隊，當天僅接訪70人，根本輪不上。”他最后沒有面見巡視組，但遞交了材料。
雖然巡視組同時公開了郵箱和信箱，但絕大多數人還是不放心，仍極力爭取面談的機會，而不是只遞交材料。他們對于“面談”有極高的期待。
為了能盡早與巡視組見上一面，一些訪民半夜三四點鐘便在四號樓前排起了隊。一些訪民為了方便，甚或抱著可能有機會私下碰見巡視組成員的希望，而選擇入住濱江賓館。整個濱江賓館因此幾乎天天爆滿。還有一些訪民就這樣卷著鋪蓋露天住在四號樓旁邊的馬路邊上，天天蹲點。
一位老太太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她已經來了三次，遞了上訪材料，但還沒能跟巡視組說上話。
無論如何，訪民們不愿錯過與“北京”見面的機會。這顯然比到北京的成本要低得多，“關鍵是真的能跟中央的人見上面”。
為使“面談”能達到最佳效果，他們大多有備而來。寫好“狀書”，復印好材料，那是最基本的。舉報材料的撰寫亦與時俱進：大多以“中國夢”開始，中間是堅決支持中央“老虎和蒼蠅一起打”的決定，復而又以“實現偉大的中國夢”結束。
不少人拉著橫幅，制好廣告，像擺地攤的小販，蹲坐在四號樓前一字排開，有的嚎啕大哭，哭訴自己的悲慘遭遇……想盡一切辦法，希望引起人們對自己命運的關注。
盡管巡視組在四號樓前貼出了“敬告”：歡迎反映領導干部有關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貪污賄賂、腐化墮落等違紀違法問題線索，其他個人訴求請到江西信訪局等有關部門反映。
但遠離官場的老百姓所反映的問題絕大多數仍與個人訴求有關，最常見的包括土地房屋的強征及補償問題、對司法裁判的不滿、醫療糾紛、國企改制的歷史遺留問題等等。不過，這些問題的背后，牽出的往往還是貪腐。
周菊英他們好不容易排上號，接著是長時間的等待。在燥熱、嘈雜等待人群中，突然傳來尖銳的爭吵聲，帶著哭聲。一位上訪的中年婦女與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發生了沖突。她已經與巡視組面見了兩次，當她第三次來要求面見的時候，被工作人員攔了下來。
在這樣的場合，當地政府的工作人員雖極盡克制、和緩，但訪民的情緒極易激動。每天這樣的沖突不斷重復。
來自江西省各部門、各地市區縣的維穩工作人員有相當規模，散見于四號樓前的人群中。“每個地方至少來兩個工作人員，但實際上遠遠不止。”一位負責維穩的官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們的壓力很大，尤其是訪民數量較大的地區，“苦不堪言”。在巡視組的來訪登記上，能算出各地市訪民的數量。他所在的市，前一階段到濱江賓館上訪的人數排在了全省第四，“我們盡可能地勸他們回當地反映情況尋求解決辦法，但愿意聽勸的人不多”。
上述維穩官員坦言：“到這里來，解決問題的概率就高一些，解決得也更快更好一些。于是，現在上訪人員多了一句口頭禪：‘你不解決我就告到中央巡視組去。’”
他們更愿意相信北京
訪民對巡視組有著很高的期待。
張崇德快步走出四號樓，滿臉微笑，會見“北京”的過程讓他很滿意：“態度非常誠懇。”因鄰里之間的糾紛，張崇德要舉報他的鄰居。“一位副省級官員的親戚，他太囂張跋扈，已經上訪多年了，也沒有效果。”
旁邊的人問：“會不會又是忽悠？”張崇德非常肯定地說：“不會，絕對不會，他們讓我回去等消息。”
“火爐”的天氣實在太熱，杜華代替他70多歲的母親肖金華來面見巡視組，反映的是其母名下位于撫州市中心的11間商鋪被“強拆”之后，16年未獲合理補償的情況。
巡視組向杜華解釋說，此次巡視的重點是發現省級領導貪腐問題線索，他所反映的問題會轉交給地方調查處理。“巡視組特別強調說，關于轉交地方處理的問題，江西省委專門開了協調會，各地市分管該項工作的副書記全都參加了協調會并且立了軍令狀。中央巡視組交辦的案件，一定會高度重視，雖然不一定會有結果，但處理的情況一定會向巡視組回復。”
巡視組承諾：“一般兩天之內就會把材料轉到相關部門，如果7~10天還沒有任何答復，還可以再過來，或者打公布的電話熱線咨詢，不管怎么樣，一定會給一個答復。” 這讓杜華感覺很感動，也很興奮。
這一點，《中國經濟周刊》在地方的采訪中得到證實。一位地方官員說：“一麻袋一麻袋的材料正在往地方轉，根本忙不過來。凡是給巡視組去電、去信、去訪的每一件事，我們都要及時處理、批示和回復。”
來自吉安市永新縣畜牧局的基層獸醫賀荷香雖然也獲得了巡視組相同的承諾，但他心里還是很忐忑：“坦率地說，我們也不敢抱什么大的希望，只是這樣的機會來了，無論如何一定要試一下。”自2008年始，他與數十位基層獸醫一起舉報該畜牧局，要求解決他們的安置問題。6年時間里，他們已經跑遍了縣信訪局、市信訪局、省信訪局以及國家信訪局，但至今未果。“相比國家信訪局要過7道關口，巡視組這個渠道更直接、更快，但能否處理問題，現在還是一個問號。”
王林舉報一位江西省人大代表擁有多國國籍。大約一星期以后沒有回音，他幾經打探，得到的消息是：讓他安心等候，這次巡視組是來真格的，若舉報的這個情況屬實，一定會有處理結果。
浙江人周龍華很是羨慕江西人，他也從寧波趕到南昌濱江賓館。因為這一次沒有駐派浙江的巡視組，他很是失望，決定過來碰碰運氣。周龍華代表村民狀告原村支書非法侵占、倒賣集體土地，涉案金額巨大。為此，他賣了房子，離了婚，花了7年時間上訪，但至今未果。
與他一起來的寧波老鄉有10人左右，分別來自不同的鄉鎮，事由也不同，但都與土地有關。來江西之前，他們給第八巡視組打了電話，“巡視組建議將材料發到信箱，他們會看到的。”但最后，他們還是決定跑一趟，結果未能如愿，他們未能獲得面見巡視組的機會。江西方面的工作人員告知他們，巡視組只接待江西的老百姓，浙江的問題應該回浙江找當地解決。
周龍華說，他們很希望中央巡視組也能早點派駐浙江。
也有人對回復結果不滿意或尚未等到回復結果的，為了讓巡視組更重視，他們會排隊要求再次見面，于是就有了之前訪民與維穩官員之間的沖突。
至7月18日截稿前，賀荷香還沒等來消息，中間他曾打過兩次電話詢問，巡視組給他的答復是：“既然材料已經到了我們手里，一定會有回復的。”不過，他仍然決定割完水稻再跑一趟濱江賓館四號樓。
(應采訪對象要求，杜華為化名。本刊實習生上官麗娟、李雪對本文亦有貢獻。)
新變化令中央巡視組更具影響力和威懾力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王紅茹 郭芳 | 北京報道
6月前后，中央10個巡視組分赴內蒙古、江西、湖北、重慶、貴州、水利部、中儲糧、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版集團、中國人民大學等地區和單位。中央巡視組的抵達，受到了人們的空前歡迎。
“這是人們對中央級反腐機構的信任和信心，更是一種期待。” 一位紀檢系統人士向《中國經濟周刊》指出。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李拓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大規模的巡視是新一屆領導集體對腐敗采取高壓和威懾的開始，僅僅是開始。中央巡視組的派出應經常化、制度化。”
巡視制度10年變遷
黨內巡視制度已經走過10年。
2003年，“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組正式成立。然而，作為一種自上而下的監督行為，“巡視”的出現則要追溯至1996年。那一年，十四屆中紀委六次全會作出“選派部級干部到地方和部門巡視”的部署，中紀委隨后啟動巡視制度，不斷設置巡視組。
直至2009年7月，《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出臺，巡視正式成為一種黨內監督的制度被確定了下來。同年，原來的“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組”更名為“中央巡視組”。
巡視的范圍及巡視的力量也在不斷擴大：2010年6月，巡視制度的范圍擴大至軍隊；中央巡視組的數量也從2003年的5個擴大到2011年的12個，其中6個地方組、4個企業金融組、2個中央國家機關巡視組。
過去10年，中央巡視組在反腐敗斗爭中發揮的作用亦十分明顯。
2003年至今，中央巡視組每年都會發現大量線索。2005年6月中央第五巡視組結束巡視，根據巡視組獲得的線索，不到一年時間，上海社保案浮出水面，陳良宇案也由此牽出。而在2009年，中央巡視組先后巡視了浙江等12個地區，中國保監會等4個中央金融單位，中國海運等4個國企，查獲了貴州政協原主席黃瑤、遼寧省人大原副主任宋勇等高官貪腐線索。
上述紀檢系統人士認為，取得這樣的效果源自中央巡視自上而下的監督和威懾。“如果說地方能處理好，中央不巡視，那最好，但現在還做不到這一點，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的腐敗形勢挑戰還是挺大的，甚至可以說相當大。”中央派出巡視組的監督和約束，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是必要的，而且，這種監督手段還被賦予更高程度的重視。
摘掉“鐵帽子”，賦予新手段
這種更高程度的重視體現在了不斷完善的制度上。
在運行10年之后，巡視制度迎來了重要的調整和變革，中央巡視組收縮了巡視范圍，巡視重心由“相對全面”回歸其最主要的職能：發現和反映違法違紀線索。中央巡視組組長打破終身制，由“職務”變為“任務”，由“鐵帽子”而改為“一次一授權”。
“根據以往經驗，反腐敗者腐敗怎么辦？監督者不受監督怎么辦？巡視組要是跟下面串通怎么辦？用‘一次一授權’這個辦法來解決。”李拓說，“監督是一種很重要的權力，但有時人混熟了，關系拉近了，慢慢就會形成監而不督，監督也會走過場。”從這個角度看，他認為，現在的反腐敗措施比以前更靈活、更具體、更嚴密了。
不僅于此，在巡視組主要負責人的選擇上，也發生了變化。
10年來，巡視組組長多由具有豐富黨務工作經驗、組織工作經驗的干部出任，且一般是正部級領導。“原來的規定是，巡視組組長一般工作到年滿70歲正式退休才進行調整，而且都是從一些65歲以上的退休干部中選任，但現在擔任組長的都是退居二線的領導干部，例如有些是全國人大或政協的常委，尚未徹底退休。”上述紀檢系統人士從此次公布的巡視組組長和副組長的名單中還發現，“組長和副組長的人選不一定是紀檢、監察內部的負責人，對紀檢、監察的專業性要求略有降低，這方面可以由下面的成員來彌補，但相反，其他方面的要求更高了，例如，這些人一定要是原則性比較強、素質過硬的領導干部，要能夠超越地區和部門系統的利益以及牽絆。”
中央巡視組的巡視對象主要是省部級領導干部。此次巡視工作也被賦予新的工作手段——抽查領導干部報告的個人重大事項。
在李拓看來，省部級官員位高權重，掌握那么多權力，其財產狀況，家庭成員的情況，有多少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風等等，巡視組對這方面的線索掌握恐怕是必須的。
“中央巡視組的影響力和威懾力明顯增大了，雖然明確的權力不一定增大。” 上述紀檢系統人士分析，“中央巡視組每到一個地方，把能公開東西的通過媒體都公開，例如，地址、電話、信箱，公開聽取大家的意見，這樣無形中也增大了威懾力。原來可能做得不一定到位。”
從以往的巡視成果看，揪出副部級甚至部級領導的大案并不罕見。上述人士預計，此次巡視的成效也會較為明顯。“一方面，從數量上，這一次派出的巡視組很多；另一方面，以一個更加開放的態度應對民意，廣泛征求意見，線索的掌握肯定也更多。”
李拓認為，“難度還是很大。‘老虎’和‘蒼蠅’，大腐敗和小腐敗，有時盤根錯節，形成利益聯盟，不容易撼動。當然，若真能揭露出一批涉及‘老虎’的大案要案，也不怕，共產黨有這個承受能力。”
“現在剛剛拉開序幕。”李拓說，這一屆領導集體任期之內，一定要在腐敗這個問題上有所作為，解決的力度必須加大，才能遏制腐敗蔓延的勢頭。“當然，長期還要依靠制度和法制的完善。”
巡視組揪出的部分高官
山西省委原副書記侯伍杰
2004年，巡視組在山西掌握了侯伍杰的腐敗線索。2006年9月18日， 侯伍杰因受賄罪獲刑有期徒刑11年。
江蘇省委原常委、組織部部長徐國健
2004年，部巡視組將群眾反映的徐國健貪腐線索向中央作出了匯報。2006年1月24日，徐國健因受賄641萬元買官賣官案一審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天津市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李寶金
2005年8月，中紀委、中組部第二巡視組在天津掌握了李寶金貪腐問題的線索。2007年12月19日，李寶金因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兩罪并罰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安徽省原副省長何閩旭
根據舉報和巡視組發現的線索，何閩旭于2006年6月被中紀委“雙規”。2007年，何閩旭以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原書記陳良宇
2006年，根據前一年巡視組在滬巡視期間獲得的線索，上海社保案浮出水面，陳良宇案由此被牽出。2008年4月11日，陳良宇因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兩項罪名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30萬元 。
山東省委原副書記、青島市委書記杜世成
2006年，中紀委根據舉報和巡視組發現的線索，對杜世成違反黨紀問題進行核查。2008年，杜世成因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貴州省政協原主席黃瑤
2009年，巡視組在貴州發現黃瑤涉嫌嚴重違紀、收受下屬官員財物及生活腐化、包養情婦等問題。2010年12月9日，黃瑤因受賄罪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宋勇
2009年，巡視組在遼寧發現宋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線索。2011年1月30日，宋勇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中國經濟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