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5-31 07:04:00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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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5月8日，海南萬寧二小校長陳在鵬帶6名小學女生開房，到5月27日，4名學生在深圳弘基學校被老師猥褻，20天8起校園性侵事件曝光。5月29日，最高法院又發布三起侵犯未成年人權益犯罪典型案例。
其中，某小學教師鮑某某因強奸猥褻被判處死刑。
“最高院的用意很明顯，以前這類案件判十年甚至以下很常見，現在最高院要讓社會知道這個行為很嚴重”，北京律協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秘書長、京華律師事務所律師康凱說。
5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同1600多名兒童代表，一起參加了“快樂童年 放飛希望”主題隊日活動，他強調對損害少年兒童權益、破壞少年兒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堅決防止和依法打擊。
已有的嚴刑峻法
在鮑某某這個案例中，法院認為鮑某某犯強奸罪和猥褻兒童罪，盡管其被人舉報后投案自首，但沒有主動供述強奸行為，最終被判處死刑。
“盡管現在的政策是控制死刑，但最高法院發布這則案例，說明了這種案件的惡劣程度，要重罪處理。”康凱說。
最高法院的公告中稱，近年來，最高法院對侵犯未成年人權益犯罪始終保持嚴懲重判高壓態勢。
自2002年3月26日起，按照兩高《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奸淫幼女已一并納入強奸罪，且《刑法》第236條明確規定“奸淫不滿14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
按照《刑法》解釋規定，奸淫幼女的，由于幼女身心發育未成熟，不論行為人采取什么手段，也不論被害幼女是否同意或者是否抗拒，只要與幼女發生了性行為，就構成犯罪。而且考慮到幼女的生理特點，只要行為人的生殖器官與幼女的生殖器官接觸，就視為強奸既遂。
2012年10月上旬，湖北省桃源縣青年周某與13歲的中學生阮某陷入網戀并發生多次性關系。但兩人分手后，阮某向公安報案。
法院審理認為，周某明知被害人阮某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而與其發生性關系，其行為已構成強奸罪，最終判決周某有期徒刑四年。
除了強奸罪，《刑法》還規定了猥褻婦女罪和猥褻兒童罪。《刑法》第237條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婦女或者侮辱婦女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前款罪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還規定，猥褻兒童的，依照前兩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漏了14至18周歲男童？
但對校園性侵，刑法體系也并非沒有死角。
5月28日，20歲的男青年小彭向北京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求助：小學時被自己的兩個表哥相繼性侵。現在想維權，不知道該怎么辦。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只有女性才能成為強奸罪的客體，因此小彭兩位表哥的行為不構成強奸罪。不過，如果事發時受害人不滿14周歲，有證據證明兩人行為構成猥褻行為時，可以依據《刑法》第237條第三款猥褻兒童罪的相關情形定罪處罰。
“不過，對于14-18 周歲的男童的性權利保護，我國法律就存在遺漏。”北京市律協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陳煜說。
《刑法》中的強奸罪和猥褻兒童罪保護了未成年和成年女性，但未成年男性只受猥褻兒童罪保護，14-18周歲未成年男性則游離在刑法體系的性侵害保護之外。
“強暴或猥褻14-18周歲的男童的行為，根據舊刑法的規定，以流氓罪定罪處罰，但新刑法取消了流氓罪的規定，對此類問題，現行刑法就出現了空白。”陳煜說。
她曾親歷此年齡段男童被猥褻的案例，“侵害人也是他的老師，但是他很善于掩飾，也很了解法律相關的規定，知道法律的漏洞，按照法律規定，這個老師不會受到制裁”。
北京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律師張雪梅撰文介紹，其所在中心10年前就曾接待過一起案件：河北省某中學初中三年級的男教師，利用職權之便，采取考試不給及格、不讓畢業等恐嚇、威脅手段，對班內二十幾名男生進行過猥褻，而這些學生年齡都在14歲以上。張雪梅建議，我國應當將所有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都納入保護范圍。
我國法律對性侵案被害人的法律救濟規定也不完善，比如已有的一些案例，受害人所獲精神損害賠償金額都很低。
對于性侵害案件，“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可以修復，但原本一個積極向上的未成年孩子很可能會因為心理問題變成邊緣人”，康凱說，“我認為，在校園性侵類案件中，精神損害賠償是一定要加進去的，而且要加重很重。”
“無需單獨立法”
同一般性侵犯案件相比，校園性侵案件有其獨特性。
未成年人性侵案件中，“師源性性侵犯”數量在增加。加害者在業務上刻苦鉆研、教學認真、技能熟練，利用巧妙的偽裝，給人一種值得信任的感覺，以致其屢屢作案而長期逍遙法外。
據《法制日報》報道，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律師韓晶晶曾對近年來媒體報道的340個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進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340個案件中，50個為校園性侵害案件。這類案件農村高發，約占60%；侵害者約有70%是老師、校長。
“師源性性侵犯”造成了侵害行為的不可抗拒性和反復性，孩子從小接受的“尊敬師長，師道尊嚴”的教育可能成為其面對性侵的思想枷鎖。
“有心理學研究稱，校園性侵案件的一個不易為人注意的特點是，只要不被制止，侵害人的行為將持續發生”，陳煜說。
正因為此，單獨設立一部《校園法》規范師生關系的呼聲，十幾年來一直不絕。
1998年，臺灣制定了《大專校院及公立中小學校園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原則》，規范范圍為臺灣二百多所公立大專院校及直屬的少數中小學，對象為學校全體教職員和學生。
這份《處理原則》規定了校園性騷擾申訴渠道有正式和非正式兩類。被害人若通過正式渠道，必須以書面或具名方式提出申訴，學校處理委員會應立即組成調查小組展開調查。被害人若選擇不具名方式或口頭說明的非正規渠道提出申訴，學校也不得拒絕，應一律回應。同時，校方在處理這類事件時應謹守保密原則，尊重有關人員的隱私。這個辦法同時也適用于同性騷擾。
2003年8月，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出通報，要求學校建立性犯罪案件報告制度及相應的考核、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家長、社區對學校的監督制度及法制副校長制度，加強對學生及家長的法制教育，提高學生的自我保護意識和抵御不法侵害、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能力。
但單獨立法被認為沒有必要。“不需要單獨設立一部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法律，這些在《教師法》里已經規定了”，北京市律協教育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法大律師事務所律師郝劍鋒說。
“關于師生規范、校園安全，甚至學生犯罪規范，現有《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護法》等都已有規制”，他說，“現在應做的是貫徹落實已有規范，以及做好普法工作”。
“如果針對校園性侵單獨立法，那么結果可能要么是簡單重復以往立法，要么降低了刑法的威懾力。就比如食品里不能添加非食品添加劑，這個道理大家都懂，可現在政府卻頻頻針對某種非食品添加劑發文，要求食品里不能添加，久而久之就形成這樣一種邏輯：只要政府不發文我就不去檢查監管。”康凱說。
在陳煜看來，就個案而言，對被害人的心理救治和社會包容更應倡導。她曾擔任多所學校的法制副校長，發現目前國內中小學性教育仍顯薄弱，“初中階段才放進課本里，實際上從有男女性別差異時就應該有。”
她認為，校園性侵案的侵害人也大多存在心理問題，“對他們的刑事處罰也不應一罰了之，而是可以采取包括心理醫治在內的綜合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