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17 07:25:00 來源:齊魯晚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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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8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審理了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案。視頻截圖
2008年6月，王立軍曾在錦州市公安局《警察文化沙龍》上發表《我心永駐》一文。這是他離開錦州的謝幕詞。在這篇臨行自白中，王稱：讓我從渤海之濱，去感受巴山夜雨。
在重慶，王立軍的開幕式是低調的夏季治安綜治行動。這個行動雖不如打黑一樣為外界熟知，卻頗得原重慶市委主要領導贊賞。
2008年11月1日，原重慶市委主要領導數次找重慶市局班子談話。在場記者回憶，市委領導指著王，對時任市局局長、黨委書記劉光磊稱：要多給年輕人壓壓擔子。
當月，王立軍還在市局開展忠誠宗旨教育，摘錄了市委主要領導關于公安工作的重要論述，讓民警學習。
在這些鋪墊后，王立軍在一個涉及軍地合作的案子中，打響了他的重慶第一槍。此案也讓他履渝后首次在央視《法治在線》和《天網》兩檔節目中亮相。
2008年8月12日，王立軍責令成立“緝槍治暴”專案組。為保密，“8·12”成為此次行動代號。參與行動的許令(化名)稱，渝湘黔邊界槍患曾一度猖獗，經中央政法委牽頭三地警方治理，情況大為好轉，但王上任后，聲稱槍患上升3倍多，并派刑偵人員前去渝湘黔邊界的重慶秀山摸排。
許稱，由于摸排不理想，王提出“打擊技師就是打擊造槍窩點”。于是，刑偵人員選好造槍點，提供設備和資金，邀技師重操舊業，并經專案組布局，于2009年1月9日凌晨對秀山“地下兵工廠”進行集中清剿。
一張大幕徐徐拉開。許透露，警方本想申請運兵專列，未獲通過，遂以旅游名義申請到了專列。2009年1月7日，裝甲車及其他作戰車輛先行，車隊綿延五六公里。次日，千余名手持沖鋒槍、火箭筒等各種輕重武器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乘坐專列，到達指定位置。
許回憶，行動場面壯觀，“炸藥轟隆隆響”。三號制槍點在溶洞，隨訪記者回憶，王立軍一度準備用火箭炮炸毀溶洞，因在場的公安部刑偵局領導不同意，此舉遂作罷。
許令介紹，之所以安排在溶洞，也是為了讓沖突更具戲劇化。
行動收工，王立軍出現在秀山花燈廣場，裝甲車、警車整齊開過，陣仗如同檢閱部隊。圍觀的一位當地老者對許令稱：一輩子就看到兩次解放軍進城，一回是解放，一回是這次。
2009年1月，重慶警方通報稱，在5個月的緝槍專項行動中，繳獲仿制式手槍183支。
重慶打黑第一槍
秀山緝槍后，2009年2月，王立軍接替劉光磊，成為重慶市局黨委書記。現在看來，這是此后三年重慶打黑的起點。
這也是王立軍仕途最為順遂的時期。2009年3月19日，重慶某駐渝部隊哨兵遭歹徒持槍襲擊身亡。案發后，王立軍任專案組總指揮。一周后，他兼任重慶市局局長。
盡管“3·19案”在其任職三年期間并未破獲(案犯周克華于2012年8月14日在重慶被擊斃，當時王已被免職)，此案仍成為王立軍對重慶警情基本面摸排的重要契機。
案發一月余，4月27日，王立軍在治安整治動員會上透露，以“3·19案”為契機，警方完善了情報信息，把全市883萬重點人口和27萬不放心人員全都梳理了一遍，“這在全國是沒有過的”。
此案還促成了“警務信息化”。當年5月，在視察網監總隊電子證據中心時，王透露，重慶市委開全國先河，把移動、金融幾十個部門的數據都整合給公安。他要求，對于被鎖定人員，要“法律事權不商量”，意即可上情報手段。他以竊聽為例，稱竊聽就應列為秘密證據。
在“3·19案”完成摸排后，借“6·3案”，王立軍打響了打黑第一槍。2009年6月3日，重慶江北愛丁堡小區發生槍案，警方為此成立了“6·3”專案組。王未能預料的是，“6·3案”也為后來的李莊案預埋了伏筆，令他遭遇了打黑以來的最大阻力。
在當年的打黑除惡專項斗爭會上，王稱，“6·3案”前，98%的干警不知要打黑，“6·3案”后，警方第一時間捕捉戰機，技偵、網監各警種即時介入，“沒一個專案組的基地是3天建立起來的，最快的一天一宿，武警要多少給多少”。
對于打黑對象，王立軍也胸有成竹。2011年9月，在會見《求是》雜志編委鄭某時，王不無自得地稱，部署打黑時，他一張紙也沒有，就說出400多個黑惡團伙成員的名單，“不到一星期就抓了800多”。
“6·3案”后，2009年6月25日，重慶警方通報，數十個黑惡團伙的首犯陳明亮、陳坤志、龔剛模、岳村已經落網。他們皆為民企老板。正如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童之偉在其《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研究報告》中指出，重慶打黑幾乎所有的重頭戲都是針對民營企業家和民營企業。
2009年7月14日，原重慶市人大代表、渝強運輸公司老總黎強被刑拘。黎強被抓5天后，王立軍在第二批次打黑除惡斗爭會上透露，在出租車罷運期間，黎竟然向政法系統的一個“一把手”叫板，稱要在兩會上聯名人大代表罷免對方，導致該干部拍案而起，稱要在兩會開幕前將黎抓進監獄。
“我向市委領導匯報時說，他要敢向我叫板，我就會告訴他，我可以將你擊斃。”王稱：“大家能想象，黑惡勢力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王強調，打黑是市委主要領導的要求。2010年6月，在會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牧時，王立軍稱：打黑關鍵要看執政黨的決心。
黎強被抓次日，到渝僅一年的王立軍接替劉光磊，兼任武警重慶總隊第一政委、第一書記。這是繼秀山緝槍案后升任市局黨委書記、“3·19”案后擔任局長之后，王立軍在重慶的第三次升遷。
091專案組
如果說“6·3案”打響了重慶打黑第一槍，091專案組則幫助王立軍完成了內部整肅的第一槍。
091專案組由原重慶市局副局長郭維國牽頭。作為王立軍的嫡系部隊，091專案組參辦了包括文強案、李莊案在內的所有打黑要案。該專案組得名于 “2009年打黑第一號重要案件”，成員包括原禁毒總隊隊長王智、萬州民警熊峰等人。市局民警楊渝透露，熊峰因手段殘酷，在內部有“萬州熊”之稱。
2009年8月7日，在重慶江北機場，數百警員包圍飛機，原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在王立軍的親自帶隊下，被帶上警用防暴車。
2天后，王立軍召開警方警示、督辦會議。他在會上宣布，打黑除惡取得了決定性突破，除鏟了文強、黎強等“五強”外，還有公、檢、法、司參與的“司法打撈隊”，及9名律師。王透露，市政法系統一有級別的干部還為落網的律師鳴冤叫屈，自己托市委一領導帶話給該干部，讓其好自為之，“現在這人閉嘴了”。
在打黑中，擅長數字管理的王立軍，將案件分為A、B、C類。 A類為市局參辦案件，B、C類為區分局、基層派出所參辦案件。部署打黑僅2月余，2009年8月，王立軍在國慶60周年安保工作會上透露，目前除16個重點專案外，其余ABC類案件已達270多個。
在辦案透明度極低的情況下，律師依法為其當事人進行的辯護，被王立軍視為打黑絆腳石。2009年12月，北京律師、“6·3”案首犯龔剛模的辯護人李莊成為王立軍決心清理的第一塊絆腳石。
據案卷，2009年12月10日，091專案組民警熊峰等人從龔剛模處獲得突破，龔反映了李莊教他編造刑訊逼供的情節。
隨著李莊案庭審的推進，“鐵山坪”基地浮出水面。這是重慶24個打黑基地中的標志地點。“6·3”案的所有涉事對象在此接受訊問。龔剛模稱自己在鐵山坪“被吊了8天8夜，大小便失禁”；其侄龔鵬稱，專案組用窗簾把攝像頭罩住，把他吊在窗戶的防護欄上打；“6·3”案的第二被告、已被執行死刑的樊奇杭在其生前偷錄的一份視頻中稱，他不堪折磨，曾兩次撞墻自殺，咬下舌尖自殘。
2010年2月9日，李莊偽證罪二審宣判，獲刑一年半。李在陳述中留下了“被逼認罪緩刑”的藏頭詩迷局。該月月末，重慶召開表彰大會，慶祝“打黑除惡”階段斗爭取得全面勝利，李莊案公訴人幺寧獲“重慶人民衛士”稱號。熊峰被記一等功，從郊縣提拔為沙坪壩區刑警支隊常務副支隊長。
在內部會議上，王立軍稱，干警為了工作違紀，市局一定力保，有些同志打人，“確實打得很重，確實構成傷害了，我說那是刑訊，不是逼供。檢察院捕了，那也要未罪不訴”。
在楊渝看來，熊峰的上升路徑只是過去三年重慶警界的一個縮影，“刑訊逼供、私設監獄之所以泛濫，是因為王立軍把惡魔從瓶子里放出來，對他們封官許愿，讓他們盡情釋放人性的惡。”
“大情報”
對重慶而言，打黑完全成為其進行社會管理的杠桿和抓手，并直接依靠警察部門的擴張來達到目的。
除打黑辦案外，王立軍還有個外界看不到的武器，那就是“大情報”。2009年12月14日， 李莊歸案2天后，王視察情報信息中心，感謝他們在李莊案中的辛勤努力，并希望他們“真正成為一支武裝到牙齒的戰斗團隊”。
在當月的情報信息中心啟動儀式上，王立軍表達了自己在“大情報”上的野心：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這次要用科技革命，能夠向它沖擊的要毫不客氣！
2010年1月，在情報中心組建座談會上，王介紹，情報中心可在12分半鐘內將全國人口查一遍，可通過13個點，對人進行立體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記上網、打電話、買機票或刷卡消費，警方都能知道，還能對重點人口進行GPS定位，監控其行動軌跡。他稱，除數字化保障外，勤務也會跟進，市府主要領導已經同意，今年我們招警1.08萬人。
2010年3月16日，在“大情報”專題講座上，王要求，從社保到銀行，除軍事、戰爭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視為自己的資源。他羨慕其他地方的進度“有的已經一刀切到網通和移動的中心平臺上”，并稱大情報應對的是虛擬社會和虛擬群體。在他看來，“大情報”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國難動民心，需要解放軍；政府一告急，馬上公安局。”
2010年5月14日，在為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做報告時，王透露了“大情報”建設的奇跡：春節前5天，4000多名有劣跡的人員進入了重慶，6小時內被鎖定，3400多人被警方點對點地見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時內離開了重慶。
在王主政期間，技偵總隊隊長這一要害職位，由其門生、東北籍干部王鵬飛擔任。在王立軍鐵嶺公安局長任內，王鵬飛被提拔為鐵嶺公安局副局長，主管技偵和刑偵。王立軍2003年調往錦州市后，王鵬飛調盤錦市擔任公安局副局長。2010年末，王鵬飛由盤錦調入重慶公安隊伍，任渝北區公安分局局長、渝北區副區長等職，同時兼任重慶市局技偵總隊隊長。
2011年10月26日，王立軍向北郵校長方濱興透露，重慶警界刑偵、技偵、網監一次性各發3.5億元設備，“現在我們每天要查87000人，還有技偵、網監的秘密介入，現在我們打掉了5000多人，主城刑拘以上的就達到這么多”。
2011年12月，王立軍向黑龍江省綏化市公安局長盛威介紹，重慶市局共發了27億的設備，都是德國和以色列的，“哪個省能比？”
“鯊魚吞小魚”
在重慶，王立軍持續地強調打黑，并將之打造成當地最重要施政標志之一。通過打黑，王立軍不僅實現了仕途的上升，也實現了個人權威。打黑辦案以及情報系統的組合運用，成為其威懾民營企業家、公民乃至整個社會的主要手段。
在打黑除惡全面推進3月后，2009月9月，王立軍倡導的“重慶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正式成立，重慶名營企業家共認捐7000余萬。
2010年9月，在會見“世界名博沙龍主席”一清時，王立軍稱，劫富濟貧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為榜樣稱：“十個人，普京出手把兩個富的全干掉，兩個一般富的一看，為了保全自己，也會把自己的東西貢獻出來，剩下的六個窮人會說，干得好”。王稱，這就是民情，如果黃光裕在重慶，不會發展到今天。
在華東政法大學童之偉教授看來，重慶打黑是實施了劍指民營經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打黑除惡初期涉案企業家，都家破人亡：龔剛模被判處無期徒刑，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陳明亮被判處死刑，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岳村被判處死刑，并處罰金人民幣1.5億元……
2010年6月，在打黑除惡一年之際，重慶希爾頓老總彭治民因涉黑被091專案組帶走，彭原為重慶市渝中區人大代表，身家數十億。
在當期重慶市局下屬的《警察文化沙龍》雜志上，發表《希爾頓擦槍走火》一文。 該文稱，彭“公然誹謗打黑除惡成果”， 于是被重拳喝止。
當年7月，在接受打黑創作組采訪時，王立軍提到，像彭治民這樣的人，共產黨早就在他褲腰鏈上掛了定時炸彈。他還為民營企業家擬了一副對聯，上聯是“暴力色彩，罪惡累累，原罪運行”，下聯是“黨政勾結，司法保護，刑經并行”，橫批“好自為之”。
王稱，如果這些民營企業家，包括黨政官員，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我們還是寬以為懷，否則他們會在深水區爆炸。”
在打黑中，為最大限度地尋找權力運行空間，王立軍有一套自由裁量的哲學。他指向的對象，一類為其下屬，對方是否會成為黑社會保護傘，取決其“忠誠”。另一類為民營企業家、后又擴展至黨政官員、社會各界，即對方是否會落馬，取決于其是否“聽話”。
在重慶打黑中，一批民營企業家的資產被變相收歸國有，既壯大國有企業，又補助地方財政。2011年，希爾頓老總彭治民被判處無期徒刑，并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俊峰集團總裁李俊被通緝逃亡海外，親屬多人被抓或被通緝逃亡。
這個模式，被王立軍稱為“鯊魚吞小魚”。在陪同客人參觀打黑展時，王稱：只要是黑社會，馬上叫銀行把它吞進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過來。
這種明火執仗，還體現重慶民警留學基金的成立上。2011年5月18日，王立軍指示刑警總隊長李陽，“找些企業家，讓他們拿點，給我們支付留學經費。”當年7月19日，王接見了重慶13名民營企業家。當天，老板們一共認捐留學基金3000萬。
在其主政后期，隨著權力的膨脹，王立軍的自由裁量哲學也越發精進。2011年12月1日，王立軍向某銀行重慶市分行行長表明自己如何愛護金融系統，稱有些涉案金額達到七八百萬，“我們全輕輕放下了。”
王稱，自由裁量權在其手中，他以希爾頓為例，稱“他說1000萬，我們說只值200萬，簽個字就可以拿進來。跑的時候歸他，劃跑道的時候歸我們。”
“褲腰上的定時炸彈”
童之偉在其報告中指出，在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下，公民基本權利中因此而受損最嚴重之一即為言論自由。
2009年9月，重慶男子彭洪因在論壇中轉發打黑漫畫《保護傘》，處以勞教二年。當地青年任建宇、黃成城、田宏鴛等，也都僅因評點時政便蒙冤勞教。2011年1月，重慶市民龔漢周因轉發“交巡警平臺寒天裸拷酒醉男子”一帖，被以“攻擊政府職能部門”為由，勞教一年半。
2011年4月22日，李莊漏罪案撤訴。李莊獲得自由之際，涪陵區林業局干部方洪卻因此案受牽連。方洪(網名方竹筍)因發表諷刺李莊案的“一坨屎”的打油詩微博，被勞教一年。
令重慶司法形象受到負面影響的李莊案第二季，成為王立軍在渝第四次升遷的契機。 2011年5月17日，王立軍全票當選為重慶市副市長。對李莊案上的敗績，王立軍并不心甘。2011年6月25日，王立軍會見北郵校長方濱興，副局長郭維國作陪。
“防火墻之父”方濱興介紹了演講時遭鞋襲后自己的應對。方的辦法，為郭、王提供了靈感。郭維國稱，像楊金柱、陳有西這樣的人，就是要揭他的家庭住址。陳有西為李莊第一季的辯護律師，楊金柱為湖南律師，李莊案第二季時曾赴渝聲援。
王則希望方能在重慶網監種試驗田，“我們現在有五百多人的隊伍，天天在做”。
4個月后的10月26日，王立軍再次會見方濱興。說到網上對重慶不利的言論，王稱，無論實名還是匿名，“我們不客氣”。
民警孫凌透露，王甚至建立了黑名單，“飛機一落地，記者和律師全在掌控中。他要審查你的背景，監控你發表的文章。”
在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下，除極少數權力人士外，每個公民的人身權利和自由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脅。
在重慶市局2011年第14次擴大會議上，王立軍提及原重慶移動董事長沈長富因受賄罪被刑拘一事，稱以前警察上移動公司要數據，居然被拒，“公安局的小號平臺，也給我們亂切 ，說了還不聽，所以郭維國把沈長富刑拘是對的”。王還提到：打黑期間，有的銀行行長不給我們提供單子，當作妨礙公務，立即拿下。
在王立軍時期，公安獨大，王甚至能決定判決結果。2011年1月，針對《王天倫涉黑團伙“漏網之魚”王東明受審》的報道，王批示：“要處極刑，否則，向社會怎么交待？而且如不判死刑，那將是后患無窮！”四個月后，王東明一審被判死刑。
即便是重慶市政府主要領導，對王立軍也頗為忌憚。2010年1月4日，在統籌城鄉戶籍制度工作會上，王稱，市府主要領導向他承諾“立軍，你們什么時候要我開會，我就什么時候開，你要我們開多少會，我認為都不過分，要哪些部門參加，任何部門不得講價。”
2012年5月，在公安平聯辦工程會議上，一市府主要領導笑稱，昔日區縣的領導看見王畢恭畢敬，看到他卻嬉皮笑臉，“我知道，他在你們褲腰上都掛了炸彈”。
打黑展的功能
在多個場合，王立軍都會提到，“熙來書記不是講了嘛，一旦中央領導來了，一旦專家學者來了，得擠干壓盡。”
楊渝透露，過去三年，凡來渝視察的中央領導，都要到市局參觀打黑展覽，節假日期間，來參觀的退休老領導尤其多。市局宣傳處還得將此作為政治任務，要寫稿。
楊介紹，打黑展最初的解說詞是由政治處民警寫成，不過，每當有官員來參觀，王立軍都會隨口發揮，形成新版本，“領導來了他表現欲望特別強，他喜歡戲劇化的東西、高潮迭起。”
楊舉例稱，截至2011年，按內部統計，參觀打黑展的省部級干部共有463名，在王的口中，這個數據達到了600多名。當解說組組長對此表示疑惑后，王怒稱“跟我作對，就是跟市委市政府作對”。有關領導私下做組長的工作，稱王也是副部級干部，“這兩年，他來回100多次總有吧，加起來不就600多了么？”
在孫淩看來，王立軍的行事近乎瘋狂。孫稱，2010年12月，一中央領導到重慶市局參觀。有個場景是該領導順著王所指，看打黑展資料，后王授意把照片上的背景抹掉，剩下就是領導順著他所指，看向遠方。
警令部民警蔣山(化名)回憶，一退休的中宣部領導參觀過打黑展后，王立軍要求在稿中加入該領導贊成打黑的內容，并稱這是領導對他的耳語。類似的還有一退休的原中紀委領導，王要求將“退休老領導的話發揮一下”，最后稿中加入了該領導在任時的講話。
蔣山介紹，后來來渝的不少領導，參觀打黑展時都咬緊牙關，既沒表情、也不說話，稿子里只好增加領導的肢體語言，如凝神貫注、頻頻點頭等。
“王立軍要出險棋、險招，不走中庸之道。他喜歡綁架別人，自己想說的話要通過別人的口說出來。”蔣稱。
2010年11月，某中央領導在渝考察。新華社關于此事的統發稿全文共1600余字，關于其肯定打黑的內容共50余字，《重慶日報》上關于該領導此行的稿子達3700余字，其中肯定打黑的內容有300余字。
蔣山稱，這次王立軍照例要求市局寫稿，但特別報道小組以該級別領導的稿子只有新華社總社可寫，他們以沒資格、怕犯錯誤為由拒寫，惹得王大怒，“公安內網上的新聞，跟新華社有什么關系？！”
最終，這條新聞，市局特別報道小組寫了6000余字。蔣稱，平常的稿子，王都親自批示，但此稿呈給王后，他沒簽字，后經一副局長拍板，稿子才得以上網。在事后的總結會上，王卻責罵相關人是“勝在起點，敗在終點”。
“我們揣測，王對新聞報道的規定肯定有耳聞，所以他不簽字，一旦追究起來也能規避。另一方面，他又拿這個來捆綁干部，收放自如。”蔣稱。
蔣山感慨：但是王立軍沒想到，有一天他會被更粗的繩索捆死。
2009年12月，得知王立軍欲對自己動手的風聲后，李莊從重慶跑到了成都。2012年2月6日，陷入困境中的王立軍選擇了跟李莊同樣的走避路線，他逃離重慶，潛入了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
在2012年9月24日的成都中院庭審現場。王立軍被判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罪和受賄罪四罪并罰，領刑十五年。王當庭表示不上訴。
這是“打黑英雄”王立軍最后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季天琴、記者龍盛亞、實習記者唐愛琳、徐雨雯、常曄、王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