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社會上的援手，家人流淚了

傷愈的手指記錄著一段心酸的歷史

　　弟弟打小體弱多病，后被查出患白血病，哥哥輟學外出打工掙錢供弟弟讀書治病。哥哥結婚成家，因家庭矛盾離家出走，弟弟病情惡化，急需找到哥哥回家配型做骨髓移植保命。離家出走半年多的哥哥通過央視“等著我”欄目得知消息，火速趕回家中，等弟弟做完骨髓移植，哥哥再次外出打工，記者今年陪其回家過年，他的這個雖不團圓的春節卻別有一番溫暖在心頭。

　　為了給弟弟治病，啥掙錢干啥

　　伴隨著春節臨近的腳步，在南陽郊區一處工地上打工的李亞輝越來越想家了：“我是今年7月份來的這個工地，只知道離市區不遠，但從沒出去過，也不知道這個工地叫啥名字，只知道是中鐵十五局在這兒建高鐵的項目，這個工地上的民工大多是我們鶴壁的，我們的任務就是每天把吊機吊起來的140噸重的橋墩安裝上去，用鐵絲擰，要快，還要有眼色，吊機一放下，用鐵絲捆牢之后，趕緊得把8個大螺絲擰上，稍有閃失就會出大事，因為這是大橋的底座。”說起自己這幾個月來打工的經歷，李亞輝如數家珍。而今年的這個年，對于這個家住鶴壁大山深處的23歲青年來說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因為去年過年的時候，他還處于“失蹤”狀態。

　　由于在這個工地上打工的工友是李亞輝鄰村的老鄉，包工頭用面包車將他們一行十幾人送至南陽長途汽車站，買好車票，每人85元，直接到鄭州。

　　李亞輝，鶴壁市山城區鹿樓鄉寺灣村3組的村民，因為家庭貧困，小學畢業后沒有繼續上初中，14歲的他便跟著父親李小強四處打工，鶴壁、鄭州、南陽，“哪兒有活就去哪兒，啥掙錢就干啥”，李亞輝伸出自己一雙粗糙的大手一邊向記者展示一邊說。

　　李亞輝的弟弟李亞恒，比他小3歲，打小兄弟倆就感情深，有啥好吃的好用的，李亞輝總會讓給弟弟。

　　“他身體弱，上小學時就經常流鼻血，一流就止不住，能把衣服床單都染得通紅，后來確診是貧血，需要補，剛開始在鎮上治，后來在市里治，再后來去鄭州治，但效果都不明顯，前些年我們家實在沒錢了，就讓他吃民間老中醫給開的草藥，仍然治不好，愁死個人啊。”大巴車一路高速，坐在車廂最后面的李亞輝眼望窗外說。

　　央視“等著你”牽線，李亞輝歸家

　　結婚前，李亞輝把打工所掙的錢全都交給父母給弟弟治病。2014年，李亞輝與鄰村一姑娘結婚了。由于家庭貧困，李亞輝一直欠著岳父家的兩萬元彩禮錢：“我們這兒都興這，我岳母去世早，是岳父一個人拉扯著幾個孩子長大的，也確實不容易，兩萬元彩禮錢也確實不多，我也想早點給他，但我實在是拿不出這錢嘛，弟弟的病總也不見好，他需要用錢保命啊”，說起弟弟的病，李亞輝的眼里閃著淚花。

　　一年之后，李亞輝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他仍然沿襲著此前“掙多少錢都交給父母的習慣”，所欠岳父家的彩禮錢卻遲遲歸還不了，夫妻之間為此爭吵不斷。

　　2015年的5月份，夫妻倆在一次激烈的爭吵過后，脾氣倔強的李亞輝一氣之下用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拇指一刀剁下，慌作一團的家人急忙將李亞輝送到醫院救治，指頭雖然接上了，但一直彎著，伸不直。還沒正式出院，感覺無法回家面對家人及鄰居的李亞輝趁人不備，偷偷離家出走了。

　　初中沒上幾天就一直在家養病的李亞恒病情開始惡化，醫生建議做骨髓移植：“最好是親弟兄，這樣排斥會小一點”，可哥哥李亞輝已離家幾個月了，杳無音訊。沒辦法，李亞恒的父母想到了求助媒體，他們撥通了央視“等著你”欄目編導的電話。很快，李亞恒身患白血病急需找尋失蹤哥哥的電視節目在央視播出了。

　　“你當時在哪里？怎么看到這期節目的？”大巴車到鄭州后，包工頭又包了一輛大巴車把李亞輝他們一群民工往鶴壁送，趁等車的間隙，記者問李亞輝。

　　“我從醫院出來后身上沒帶一分錢，只得扒了一輛貨車先到平頂山，在那里，我跟著一個經常趕會的人學手藝，賣貨、烤羊肉串，啥都干，哪兒有會就去哪……到處跑，老板只管我吃住，沒給一分錢，就這樣胡混了幾個月，其實我當初出來是想混出個人樣，能掙些錢回家趕緊給弟弟治病的，沒想到錢沒掙到卻讓家里人一直為我擔心，我出來時手機、身份證啥都沒帶，家里人都沒有手機，誰也聯系不上。有一天，老板去派出所給我辦暫住證時正好看到了電視上在尋找我的節目，他趕緊回來給了我300元錢，讓我速速回家，說弟弟病重，急需我回去配型，我一聽就急了，啥都沒有我兄弟的命重要啊，我恨不得長翅膀飛回去”，說到這里，李亞輝的眼圈開始發紅。

　　喊一聲“奶奶”，李亞輝回家了

　　大巴車在鶴壁老城一個公園的南門停下，李亞輝急匆匆背著魚皮袋往家中趕。冬天的山村到處冰天雪地，急著趕路的李亞輝有好幾次差點摔倒：“村里不比城市，沒有下水道，家家戶戶都把水往路上排，一上凍就結冰。”李亞輝抱怨著。

　　這是一個與城市毗鄰的村莊，村前一條高速公路上車流不斷，李亞輝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村里有多少戶、多少口人，因為大多數村民都搬到城里去住了，留在村里的，幾乎都是貧困戶，交通不便，污水橫流，垃圾遍地，危房林立，記者眼中的寺灣村滿目蕭條。

　　“奶奶，我回來了”，李亞輝一進院門，便高聲朝在院中忙碌的奶奶喊。聽到喊聲，81歲的奶奶唐秀敏顫巍巍走出院落，拉住了大孫子的手：“還沒吃飯吧？奶給你做飯去。”

　　“亞輝的爺爺去世早，我30多歲就熬寡，當時我們家剛建好了這三間石墻瓦房，還沒來得及粉刷，他就得病走了，還給我撇下個腦子不靈光的孩子，這是我的二兒子，小時候發高燒腦子燒壞了，啥都不會干，看不好還會搞破壞，衣服、被褥都沒他撕爛了，現在俺們娘倆靠吃低保生活，一季度加起來是800元”，指著身邊50多歲的二兒子，奶奶一邊說一邊抹眼淚，但這并不耽誤她屋里屋外忙著給孫子做飯：“還吃面條吧，耐饑。”

　　奶奶對這個大孫子的格外親熱：“俺這個大孫子就是脾氣倔，但心好，他處處想著他弟弟，就想著多掙錢給弟弟治病。”

　　從看到央視尋李亞輝的電視節目播出，到回家后趕到北京與弟弟配型，也就短短的幾天時間，可全家人的心里，總算是“一塊兒石頭落了地”，“你不知道我們家去年春節是咋過的，對聯也沒買，餃子也沒包，就蒸了一鍋饃，也沒人吃，一家人都想著亞輝，也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奶奶一提起去年的春節，就又止不住流起了眼淚。

　　真讓人欣慰，弟弟的病在好轉

　　好消息接踵而至，李亞輝回家后先是與弟弟配型成功，再就是“圓夢”基金資助李亞恒手術的55萬元善款到賬，北京304醫院順利為李亞恒做了骨髓移植手術，但由于術后發高燒，李亞恒不得不做了第二次手術，這一次，他用了媽媽的骨髓。“我現在狀況很好，能吃能喝還能睡，爸爸、媽媽每天都會隔著窗玻璃來看我，就是急著想出去，最想見的就是我哥哥。我倆小時候就玩得好，現在大了，他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但還是想法打工掙錢給我治病，我要抓緊治病，等我病好了，我要好好回報他”，隔著窗玻璃，李亞恒在電話中對專程趕到北京采訪的大河報記者說。

　　為了照顧在北京治病的弟弟李亞恒，父親李小強和母親張滿清一起在醫院附近租了一小間房子：“頂層，6樓，十幾平方米，是個客廳改成的房間，咱不圖好賴，只要晚上能睡個覺，將就著能給孩子做個飯就中了，醫院不讓在街上給孩子買飯，要自己做，這樣干凈，以前想著孩子這病是救不過來了，多虧了媒體的報道，不但把俺大孩兒找回來了，還幫我們給二孩治病，這大恩大德也不知道啥時候能有機會報答。”張滿清哭著說。

　　一早趕年集，買對聯置年貨過大年

　　2月2日，是農歷的臘月二十四，陰了幾日的鶴壁終于放晴，寺灣村的村里村外、遠遠近近不斷有鞭炮聲傳來。此前幾天，包工頭將李亞輝在南陽工地打工掙的5000多元工資捎到了鄰村。李亞輝領回來后給父親打了個電話，準備把錢匯到北京給弟弟治病用，但被父親拒絕：“留著過年用吧，今年咱們雖然不能全家人聚在一起團團圓圓過年，但家里人都健健康康，這比啥都強。”李小強在電話中對大兒子這樣說。

　　一大早，李亞輝騎上摩托車到集上去趕年集，他準備割些豬肉，再買些青菜，最主要的是，他要買幾副對聯。自從央視報道了他們家的情況之后，當地政府不僅組織給他們家捐款，還特意安排人到家里給他們重又建了兩間新平房，而李亞輝爺爺建的老房子，政府還派人維修一新，換了房頂，粉刷了墻面，鋪了水泥地面：“去年我沒在家，聽媳婦說家里連對聯都沒貼，一家人是哭著過的年，我當時在內蒙古，能不想家嗎？老婆、孩子、親人都在家，我一個人躲到大篷車里蒙著被子哭了半夜，今年好了，弟弟的病也治差不多了，政府又幫俺建了新房，今年說啥也得多買些對聯，把家里打扮得喜氣洋洋，漂漂亮亮。”李亞輝興高采烈地說。

　　記者手記

　　李亞恒是不幸的，但他同時又是幸運的。此前在我做過的陪農民工回家過年的過程中，就曾陪過一個白血病患者，但他現在已經聯系不上了。

　　媒體的聚焦，使得李亞恒得到了救治，他的家庭，也因此而得以改變。他的哥哥李亞輝更是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工，但他多年來一直努力打工掙錢救治弟弟，令人動容，這也是我們選擇陪其回家過年的初衷。

　　15年前，當我還是《城市早報》記者時，春節前的選題荒成為當時全國大多特稿記者需要共同面對的難題，為了完成任務，我當時找到租住在報社附近的一名破爛王陪其回家過年，節前發了一個整版的“記者陪破爛王回家過年”。

　　第二年春節前，已經合并至《大河報》的我仍然面臨著“選題難”。這一年，我與報社另外三名同事一起，分別找到了四名民工，陪他們一起回家過年，這四名民工來自省內東、西、南、北四個不同區域，所從事的職業分別是建筑或餐館……接下來的這些年，每年的春節前，我都要挖空心思地為這個“三陪”做包裝，有時是從鄭州找到來自全國不同省的民工陪他們回家，有時是找在全國各地打工，但春節都要回到河南過年的民工陪他們回來過年，直到讓新生代大學生陪珠三角打工的新生代農民工回家過年……

　　2012年春天，在中山大學駐校期間，我與中山大學聯合成立“陪民工回家過年工作坊”全程指導十名學生參與報道，最終有十篇體驗式報道在《大河報》刊出，如今這些作品仍掛在中山大學的校園內。這一系列報道，不僅在新媒體上引起熱議，還引起了南方都市報、海峽都市報、華商報等媒體的關注，無疑也是對這次活動的一個肯定。

　　轉眼15年，我所陪的這些農民工生活有無因為我的報道而發生改變？我不知道，《大河報》的讀者會不會因為我的這些體驗式報道而對民工這一群體另眼相看？我不知道，每年的這些報道中，專家的點評是否會觸動某些決策者，讓他們在接下來制定政策時，更多地關注一下這些底層勞動者？我更不知道，我的這項堅持了15年的體驗式報道，還有無堅持下去的必要？

　　15年來，每年我都會在春節前返鄉流最大的時候，跟隨全國各地的農民工回家過年，甘肅、北京、大連、廣東、福建、山西、江蘇等地。所陪同的農民工身份也各不相同，有磚瓦廠工人、打工子弟學校老師、食品廠工人、木匠、鋼筋工……

　　我們無力描述所有屬于“民工”范疇的人，但異曲同工的返鄉之路洋溢著他們共同的命運情感。在民工返鄉的茫茫人海中，我們選取李亞輝這樣普普通通的農民工，陪他們回家過年，以期利用記者的親歷和感受，記錄下他們的迷茫與興奮，歡樂和憂傷。

　　(記者 朱長振 李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