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28 06:42:00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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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人民日報》海外網全文刊發習近平1990年談秘書工作的一篇講話稿。
多地要求取消專職秘書
2001年12月，被稱為“河北第一秘”的河北省國稅局原黨組書記、局長李真（左二），被依法逮捕。李真數年間通過職務之便先后收受賄賂、非法占有公私財物、收受貴重物品等，共計折合人民幣1051.09萬元。中新社發
專家稱地方配備專職秘書多數違規；一些專職秘書成“貪腐掮客”，謀取個人利益
4月24日，《人民日報》海外網發布了習近平在1990年3月，與地縣辦公室干部談心時的講話，講話主題是談秘書工作，習近平要求秘書不自恃，“不能認為 機關牌子大、領導靠山硬 而有所依仗、有恃無恐，更不允許濫用領導和辦公室的名義謀取個人私利”。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評論文章指出：習近平這番談話給那些所謂“有靠山”“有背景”的人敲響了警鐘，更給那些信奉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靠著大樹好乘涼”官場哲學的人敲響了警鐘。
近二十年來落馬高官中，不乏高級干部“秘書”的身影，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十八大以來查處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團原副總經理李華林都曾擔任過同一位高官的秘書。
秘書“腐敗”雖在中國龐大的秘書群體中還是極少數，但正如有媒體評論稱，秘書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腐敗產生的根源是國家相關規定的“落空”，那么，國家對于秘書配備，秘書權責有何規定？秘書的腐敗如何產生？又通過哪些形式？
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對秘書配備提出要求。去年6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專門會議提出，“統籌制定領導干部秘書配備標準”。
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規范并嚴格執行領導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準違規配備秘書”。
此前，秘書是如何配備的？
四川曾半年內清理兩千秘書
按規定，正部級以下領導配專職秘書屬違規。但現實中，副省級、廳局級以至于縣處級官員，都大量配置了專職秘書。
在領導身邊工作的秘書雖然分工不同，但組織任命時統稱為“機要秘書”。1980年，中辦發布《關于中央領導同志機要秘書工作的暫行規定》明確，正省部級以上領導可以配專職秘書。
曾在政府部門工作過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解讀說，正省部級以下領導配備專職秘書皆為違規行為。但現實中，副省級、廳局級以至于縣處級官員，都大量配置了專職秘書。
上個月，“曲阜市級官員不配秘書”的新聞引發關注。3月20日，曲阜市委發布消息，取消秘書配備制度，包括曲阜市委書記、市長在內的10位市級領導的專職秘書，全部被安排回原崗位開展本職工作。
曲阜市是縣級市。按照此前中央的規定，該市領導不應該配備專職秘書。
在曲阜之前，云南、廣西、河北省平山縣也在去年下發通知，要求取消當地的專職秘書。
這不是各地第一次集中清理專職秘書。
早在2003年，四川就規定，市縣領導不配專職秘書，僅半年內，全省就取消了市、縣領導專職秘書近2000名。2005年，四川省委辦公廳又發通知，要求再次清理領導專職秘書。
其后，安徽、內蒙古赤峰也出臺了相同規定，赤峰市紅山區取消了區內11個縣處級黨政領導的專職秘書。
被選為領導人秘書前并不知情
學者稱，中央層面秘書配備比較正規；而在地方層面，秘書人選有時由領導自己挑選，領導看上誰，就選到身邊擔任秘書。
對于挑選秘書的標準，1980年的“暫行規定”提出的要求是：“必須挑選成分好，政治歷史清白，社會關系單純，政治上絕對可靠，作風正派，身體健康，具有一定工作經驗和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黨員干部擔任。”
1986年的《關于加強縣以上領導機關秘書工作人員管理的規定》則明確，“領導同志的秘書，應由組織部門會同領導同志所在部門的辦公廳(室)審查調配。領導同志也可推薦，但要經過上述部門審查同意，個人不得指定自己的親屬和不適合做秘書工作的人員擔任秘書”。
曾任十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呂聰敏曾給國務院前總理李鵬當過10年秘書。其被選為李鵬秘書的過程，就體現了上述組織配備原則。
在回憶文章中，呂聰敏寫道，當時他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被選為李鵬秘書前，他并不知情。1988年春節后的一天，時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長的劉華秋通知他：“李鵬同志需要一個外事秘書，部里認為你去比較合適。”劉華秋還特意告訴他，“這是組織決定，不是征求意見。”
曾任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副部長、中國入世談判首席代表的龍永圖做客央視《對話》時曾透露，“秘書都是勤勤懇懇，講話很少，做事很謹慎，一般都是這個樣子”。
但龍永圖當時的秘書并非如此。
龍永圖說，“我的秘書從來不會照顧人，每次和他出國，都是我走到他房間里說，請你起來，到點了。再如安排九點做某件事，他說九點半，結果十有八九我是對的。他從來不叫我龍部長，都是 老龍 ，有時候叫我永圖”。
龍永圖解釋說，之所以推薦這樣一位秘書，是因為當時他脾氣暴躁，但這位秘書“經罵”，“無論怎么罵，他五分鐘以后又回來了，哎呀，永圖你剛才那個說法不太對。后來我仔細觀察，他是一個學者型的人物，人家對他的批評，他不敏感。但是他對世貿的問題，簡直像著迷一樣。他也從來不在我面前搬弄是非”。
許耀桐介紹，中央層面秘書配備很正規，但地方層面有時是名義上由組織配備、審查，實際上由領導自己挑選，領導看上誰，就選到身邊擔任秘書。
如陳希同的秘書陳健，河南社科聯主辦的《領導科學》期刊曾發表文章稱，陳健起初只是一個機要通訊員，學歷不高，但乒乓球打得好，經常陪陳希同打球，加上辦事機靈，被陳希同選為秘書。
臨時布置作業防“秘書代筆”
一些領導的講話稿由秘書代筆，甚至注明，哪個地方要停頓一下，哪個地方要加重語氣，哪個地方要鼓掌。
對于領導秘書的工作內容，按照有關規定歸納來說，主要包括送閱文件、向領導提供情況和建議、傳達領導的意見、經領導授意起草文稿、批示。
習近平1990年談秘書工作的講話中，也結合自身經歷提出了三點希望，要有高度責任感，工作要高效率，要高水平服務。習近平表示，辦公室工作一定得細致。古人云“一字之失，一句為之蹉跎；一句之誤，通篇為之梗塞”。辦公室起草的文件，并不要求文字多優美，但一定要嚴謹，這要求決不過分，因為這直接關系到工作決策問題。
一名國家某部委領導秘書對新京報記者表示，雖然秘書可以經領導授意起草文稿，但現實中，國家部委層面的領導秘書很少直接“操刀”，具體文稿多由政策研究室、辦公廳秘書處等機構負責，秘書負責的主要是“把關”，協調領導審閱。其大量日常工作就是溝通協調，比如協調領導的時間，出席哪些會議、會見哪些客人，出席會議、會見客人時需要做哪些準備、注意哪些細節等等。
該秘書說，對于對外發布的講話稿等，高層領導都很重視，都要自己圈改，有的領導還習慣自己動筆。
習慣自己動筆的領導人不在少數。李瑞環在《務實求理》一書中就提到，他所有講話、文章，都是他本人親自動手。
許耀桐說，與國家高層領導相比，不少地方領導特別是縣市級領導有“秘書依賴癥”，以講話稿為例，多由秘書代筆。
秦皇島教育學院調研員王霄曾在秦皇島市委工作多年，當過秘書、市委副秘書長。他撰文回憶，過去對領導講話有很多諷刺，如念錯字，念錯稿，把括號內的話念了出來（如“接下頁”）。領導秘書不但要給領導寫講話稿，還要寫主持詞，主持詞中，哪個地方要停頓一下，哪個地方要加重語氣，哪個地方要鼓掌，都要注明。
《駐京辦主任》、《市長秘書》作者王曉方也是秘書出身，曾是沈陽“慕馬”案中沈陽市原常務副市長馬向東的秘書。他回憶稱，“服務的領導主管什么，我就得研究什么。參與主筆過城市建設、商業管理、財政金融、招商引資、工業農業等方方面面的重大決策。我每年都要寫上百萬字的材料，這些材料都是納入政府決策的，多么急難險重的材料我都寫過。這是一種非常艱辛的創造”。
上述現象，早已引起高層重視。2010年在中央黨校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習近平在講話時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把改進文風作為一項工作要求，帶頭講短話、講實話、講新話”，“這里很重要的是自己要親自參與重要文稿的起草”。
去年1月，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紀委委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給委員們布置了一項作業：結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實際，在下午開會之前親自完成一篇一千字以內的學習黨章體會。
王岐山強調，“沒有早布置這個作業，就是擔心布置早了，有些人會讓秘書代寫”。
“河北第一秘”可左右官員升遷
吳官正秘書收四扎筷子挨狠批；相比較，一些地方領導的秘書有恃無恐，成為“權力掮客”、“貪腐掮客”。
前述國家某部委領導秘書對新京報記者說，高層領導秘書的能量遠沒有外界所說的那么大。“我們不可能代替領導做決定。比如有人來京拜訪領導，我們都是先匯報，見還是不見，都是領導自己決定。如果該見的沒見到，不該見的反被我們引見了，那么就會給領導留下不好的印象，時間長了就是拿自己的仕途冒險”。
中紀委原書記吳官正退休后曾發表《閑來筆潭》一書。書中有吳官正愛人寫的一篇文章，透露了吳官正狠批秘書的一件小事。
吳官正在江西工作時，到筷子廠視察，臨走時，廠里拿了四扎筷子（一扎十雙）給秘書，秘書實在推辭不了，把筷子放進包里。不料被站在遠處的吳官正看見了，“你拿了什么東西？趕快送回去。”秘書挨了一頓狠批。
對于秘書的操守，1986年的“規定”要求，“秘書工作人員協助領導同志處理問題，必須實事求是，公道正派。秘書工作人員不得違背組織原則插手人事問題。要維護領導機關之間和領導同志之間的團結，不得傳播、泄露領導同志討論工作過程中的各種意見和尚未正式作出決定的問題”。
但與國家高層領導對秘書的嚴格要求相比，一些地方領導的秘書不僅表現得有所依仗、有恃無恐，甚至成為“權力掮客”、“貪腐掮客”。
最典型的是“河北第一秘”李真。《半月談》曾撰文指出，李真可“分享”時任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的決策權，有能力左右河北省官員的升遷，甚至涉及省級干部的升遷。有位老干部揭露，李真在位時，讓誰當廳級干部，寫個條子就能解決；讓誰當處長，打個電話就行。
不少落馬秘書都是“貪腐掮客”。如淮南市原市委書記陳世禮，據中安在線報道，其秘書王傳東多次安排他人與陳世禮見面，為他人在工程承包、產品推銷、企業并購、項目規劃、招商引資等方面提供便利，自己從中獲得好處，先后七次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幣46.8萬元、美元0.2萬元、購物卡2.4萬元。
還有成克杰的秘書周寧邦。央視《新聞調查》曾披露，當年，成克杰和李平的不正當關系被成克杰的愛人發覺后，周寧邦安排二人在自己的車里密談，商量各自離婚后再結婚的問題。周寧邦還為李平出謀劃策，“現在結婚不現實，沒有什么經濟基礎，不如趁成克杰在位時賺些錢，為將來的生活打好基礎。”
為個人謀取私利的秘書更不在少數。新華網的報道指出，深圳市原副市長王炬，他將兩個原秘書蔡建輝和張焱分別安排到了深圳市規劃國土局規劃處處長、深圳市政府辦公廳正處級干部崗位。以他為靠山，二人為開發商審批“排除障礙”，收取“關照費”。
還有王寶森秘書閆振利，《領導科學》的文章指出，他曾以私人名義從北京市海淀區財政局拿走20萬元的支票，說“到時候由市財政局還”。
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秘書、司機等“身邊人”在近幾年的反腐斗爭中逐漸暴露出來。“落馬官員”走向貪污腐敗之路，往往離不開“身邊人”的影子。
對此，刑法曾專門進行修改：將受賄罪的適用范圍從現職國家工作人員擴大到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及與其關系密切的人。
官員與秘書常前后腳落馬
不少領導將提拔秘書作為對其服務多年的獎勵，而提拔過程則采用“空降”，規避組織審核、監督程序。
近年來，官員與其秘書前后腳落馬的例子也時常見諸報端。比如陳希同秘書陳健、王寶森秘書閆振利、陳良宇秘書秦裕、谷俊山秘書喬希君、劉鐵男秘書王勇等。
持續多年接連發生的高官秘書貪腐案件，引發了對“秘書腐敗”的關注。不少學者撰文指出秘書成為“升遷捷徑”等亂象，不少領導將提拔秘書作為對其服務多年的獎勵，而提拔過程則采用“空降”，規避組織審核、監督程序。
“上海第一秘”秦裕就是“空降”，2006年7月6日“空降”到上海市寶山區，任區委副書記，7月25日正式就任該區區長。但正式上任后就被調查、免職，被稱為“一個月區長”。
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四川省原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郭永祥，也是“空降”。2010年10月，冀文林從國土資源部辦公廳主任崗位，“空降”海口，任市委副書記、副市長（正廳級），2013年1月升任海南省副省長，時年僅46歲，而十年前，他還只是一名正處級秘書。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郭永祥曾擔任勝利油田黨委辦公室秘書。2000年1月，他也是從國土資源部辦公廳主任，“空降”四川，任省委副秘書長（正廳級），2002年12月就升至四川省委常委、秘書長，其后當任四川省副省長、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要職。
對此，許耀桐表示，與其他崗位相比，秘書崗位接觸面廣，很能鍛煉干部。因此不少秘書出身的官員，轉型后都在所在崗位發揮了重要作用。
他認為，不能獨立地看待、分析秘書腐敗現象。“一些領導秘書腐敗，一方面在于領導，比如領導個人違紀違法，放任秘書的行為；一方面在于秘書個人，蒙蔽領導，拉大旗作虎皮。事實上，還有很多領導對秘書嚴加要求，還有大量秘書出身的優秀領導干部存在。”
據統計，秘書出身的現任高層領導干部有山東常務副省長孫偉（曾任吳邦國秘書）；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丘小雄（曾任溫家寶秘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曾任朱镕基秘書）等。
國家體育總局原局長伍紹祖就曾當過國家副主席王震的秘書。他撰文回憶說，“雖然在這個崗位（王震秘書）的時間不長，只有三年零兩個月，但受到的鍛煉卻不少。王震同志是我的第二位社會老師，也是政治老師。1975年，張愛萍同志回到國防科委工作，王老把我推薦給他，還親自寫了一封信，說讓我去了以后不要當大官，要從最低的職務干起”。
許耀桐強調，早些年秘書腐敗不在少數，但十八大后反腐力度超過以往，但秘書群體并非腐敗多發、高發群體，“究其根源，秘書腐敗的本質問題還是對領導干部的權力如何約束，秘書的所有權力都來自于領導。隨著我國反腐力度的加大、反腐的制度化建設，秘書腐敗現象也會淡化，得到治理”。
（新京報記者 王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