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14 08:25:00 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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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來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破8”時代到來，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本屆政府對經濟增速下滑的容忍度增加？地方債和影子銀行會不會引發危機，對中國經濟下一步的增長造成系統性影響？如何評價過去運行了近20年的城投公司模式？本屆政府宏觀調控的思維為何是以調結構為主？如何判斷未來10年中國經濟的增速等，就這些問題，南都專訪了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
“調結構是本屆政府的基本思路”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中國這一輪經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張軍：原因很簡單，之前幾年靠刺激需求推得太高了，不能維持下去。中國經濟近兩年的增速開始逐步回落，現在跌破8%，首先要想的一個問題是，經濟的增速可以由超高的需求來維持嗎？我說的需求，即是凱恩斯所說的總需求的問題。當然不可能。因為可能有很多原因導致被刺激出來的需求不能持續維持，與吃興奮劑一個道理。難以支撐之前高速增長下供給方面的產能。結果就是產能過剩，企業開工不足，投資意向下滑，財務和盈利狀況惡化，包括之前很多行業，像鋼鐵、家裝等。最近公布的五大商業銀行的盈利狀況也不如預期。
所以，中國經濟這兩年增速下滑，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總需求在此之前被刺激，推得太高了。2008年之后，政府出臺了4萬億刺激政策，進行大規模的信貸投放，通過地方政府的債務融資平臺，推高了投資的需求。這些資金大部分進入基礎設施領域和房地產業，房價飆漲。因為打了這針力度很大的興奮劑，經濟出現了短期內的繁榮。不僅地產業，還包括與此相關的鋼鐵，家裝，建材等行業，這些派[最新消息 價格 戶型 點評]生的需求都被拉起。這不是一個正常的需求增長，當然不能維持。
只要政府回過頭來采取一個相對比較冷靜的低力度干預，經濟增速自然就會回落。需求的背后是信貸，信貸的背后是債務，所以一旦經濟下滑，馬上就會出現地方債務會不會有風險，債務鏈條會不會斷裂，支付上會不會有問題等。現在中國就進入了債務的收縮期。
第二個原因是政策在短期內是維持需求的一個很重要的變量，經濟回落時，政府可以動用貨幣或財政政策，阻止經濟下滑。但過去兩年，經濟下滑的勢頭沒有扭轉，回頭看是政府沒有動用政策，搞宏觀調控呢？基本沒有。中央政府容忍了這次經濟的下滑。雖然它不是袖手旁觀，但顯然不想重復前屆政府的那種做法。這就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即本屆政府為什么會作出這種選擇？
南都：這里請允許先打斷一下。2007年底發生金融危機后，中央政府迅速放寬了購房政策，在信貸利率優惠和首付等方面刺激房地產需求。房價迅速飆漲，后政府不得不又回頭重新調整，在2010年底搞嚴厲的限購限價政策。這輪經濟下滑與政府對房地產業調控的思路不清，來回搞折返跑，有沒有關系？
張軍：當然有關系。先刺激后抑制，會導致企業大面積的決策失誤，很多與房地產相關的行業都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后限購限貸，控制地方政府的債務，甚至限制銀行的信貸方向，總需求當然會迅速回落。
南都：本屆政府為何對經濟增速下滑的容忍度增加了？
張軍：這反映了本屆政府對經濟的基本思路和取向。中國經濟增長到今天這種狀況，速度稍低一點未必是什么太壞的事。但我認為大幅度降速肯定是壞事。速度低一點可以進行一些結構性調整，把經濟拉到產業升級的軌道上來。經濟不是原地踏步，可以慢一點，但慢一點不是沒有方向，而是要著手產業升級。當然，這是一個良好的愿望，經濟能否成功升級現在還不清楚，但調結構，促升級是一個基本的思路，所以就增大了對經濟下滑的容忍度。
李克強總理也給出了一個經濟增長的上下限問題，這種思路是過去30年中，中央政府沒有出現過的。只要經濟不滑出下限，中央政府的主要任務就是調結構，而不是穩增長。若經濟增長滑出了下限，才會回到穩增長上來。
地方債是一個可化解的問題
南都：伴隨著這一輪的經濟下滑，去年有兩個問題引發普遍關注，就是地方債和影子銀行問題。在你看來，這兩個問題會對中國經濟下一步的增長構成多大的影響，會引發危機嗎？
張軍：地方債和影子銀行的確構成一個問題。當經濟增速下滑，收入下滑，地方債務的償還能否持續，銀行表外的的信貸業務擴張會不會帶來危機，自然會成為一個重要的現象，引發普遍的關注。其實，回頭來想一想，這些都是當初打興奮劑的惡果。
會不會帶來危機？其實是說地方債和銀子銀行問題有沒有解決？會不會對經濟造成系統性的影響？我對此有不同的看法。現在國際上的一些投行，包括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唱衰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這兩個問題，說中國解決不了。這種說法多少有一點夸大其詞。
地方債近年累積的速度確實比較快，各種不同的統計口徑是總量大致已高達17萬億，但實際上占GDP的比重連30%都不到。與全球其他國家比，在規模上并不大，是可控的，也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的100%以上。但規模不大，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一些落后的中西部地區的縣市的確欠了不少債，這些債務怎么解決？發達地區相對要好很多，所以地方債的問題，反映在中國各地是不對稱的。這些債務的風險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縣市。
其次，若出現風險，中國有沒有辦法解決。在我看來，中國有足夠的辦法解決。這些辦法包括轉移支付，因為中國政府的財務狀況遠遠好于其他發達國家。二是可以展期，這些債務的債權人都是來自國內，而不是國外；上世紀90年代銀行和國有企業之間出現了大量的三角債，當時為了處理這些債務，也累積了不少的經驗，即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通過市場化的手段進行債務重組。這種方式中國仍舊可以再用。
地方債和影子銀行的問題，在其可能引發風險之前，要當做一個問題事先化解掉，早解決比遲解決要好。從去年的動作看，中央政府對此也是足夠重視的。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這些債務產生的機制，把源頭斷掉。從中長期來看，地方政府的投融資體制要改革。地方政府為了增強競爭力，融資去搞基礎設施建設是可以的，但這種以土地做抵押的城投公司模式可能要改，要轉向利用金融和資本市場，以市場化的方式公開發行債券。
公開、透明是地方政府發行債券的基本準則。這就牽扯到影子銀行的問題?，F在的這種城投公司的城市化模式，問題就集中在不公開透明上，以至于審計署花了很長時間也沒有搞清楚。這比債務規模本身的風險更高。
南都：也有一種聲音，是認為地方政府以平整后的土地作抵押，向銀行或資本市場融資，風險不足為慮。因為現在的銀行早已不是國有的銀行，而是獨立核算的股份銀行，產權界定清晰，若借錢給地方政府有巨大的風險，它們不會那么蠢就借了。恰是中央政府的這輪限價限購的嚴厲調控，致使地方政府的土地賣不出去，整個的債務鏈條才有了問題。
張軍：讓人擔心的就是，銀行在評估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時，會考慮道德風險，會認為這個債務最終會由政府來買單，會由中央政府來托底。中國整個投融資系統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不能假設最終政府會買單?，F在民眾去買理財產品，也是假設買國有銀行渠道的理財公司會剛性兌付，不知風險要部分自我承擔。這個道德風險必須去掉，而這一輪的金融改革恐怕就是要打破這個神話。今年年初中城公司30億元的信托兌付危機，據說最終政府沒有出手，據說就有這方面的考量。
南都：你如何評價現在的這套已經運轉了近17年的城投公司的城市化模式？
張軍：經濟要發展，土地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而中國的土地使用權在地方政府手中。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增值稅分成，高效使用土地雙方皆得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此問題上激勵兼容。而中國有近3000個縣，各地競相發展經濟，競爭激烈，中央政府對地方官員的升遷考核又與地方經濟增長掛鉤。所以，各地縣市之間都在想著如何盤活土地資源，高效配置，產生更高的租值。
過去近20年，地方政府補償征地，平整好土地后，以此作抵押向銀行融資，并配套建設好管線道理等基礎設施建設，出售給開發商。有了盈利后再進行新一輪的滾動開發。這是一套很高效的城市化模式，城市擴展很快，民眾居住條件改善飛速。
但任何一種模式都不是一勞永逸的，都會隨著條件的變而變。城投公司的模式有一個前提就是政府拆遷征地補償的成本低，現在經過20年的發展看，這個條件不具備了。而且很多地方可用的土地也越來越少了。當政府平整好土地批租的收入不足以彌補拆遷補償的成本時，這套模式就玩不下去了。我的判斷是，中國的沿海發達地區已經接近這個階段了。現在一些發達地區，土地財政的收入占比是快速下降，也表明了這點。而在中西部一些不發達的縣市，這套模式還是可用的。這就是地區發展不平衡帶給中國的獨特之處。
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樂觀的理由
南都：是你最早指出李克強的經濟學不是通縮經濟學而是結構經濟學，影響很大。后被國外的投行總結為不刺激、去杠桿和調結構。為什么本屆政府會形成以調結構為主的思路？
張軍：這是一個好問題。這個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學界的共識。經濟學界一個共識是中國經濟增長可能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可從與中國經濟增長類似的東亞經濟發展的歷程上，觀察到一些相似之處。任何一個經濟體，高速增長的時間都不是永續的。在什么時候會減速，中國是不是到了一個減速期，這就要看中國經濟的人均G D P和發展到了一個什么階段。經驗上的一個大數統計是，當人均G D P達到發達國家一半的水平時，經濟增速會換擋，當然這不是絕對的。
經濟增長由生產率決定。隨著與發達國家生產率的差距縮小，學習效應遞減，經濟的增速會下來。當然學界現在有爭論，就是未來10年，中國經濟的增速是多高，有的悲觀，有的樂觀。我個人是比較樂觀的，認為還是在7%-8%之間。有的悲觀的可能認為會在5%以下。接下來經濟增速會下滑這種共識會影響本屆政府的思路。
李克強總理提出了換擋期的概念，潛臺詞也是認為會出現兩個高低不平的增長階段，中國經濟會由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速增長。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可能都處于這種換擋期。轉換就意味著產業的升級，意味著結構的調整。原來的一些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企業可能要遷移，或被淘汰。產業升級過程中，人力資本、研發、管理、市場開拓能力等能否跟上，現在還看不清，因為這是要與歐美日生廠商的需求市場展開直接競爭了，不是那么容易的。
第三個原因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環境承載力出現了拐點。過去高速增長時期，使用的資源、能源多，污染也多。去年全國各地普遍出現的霧霾天氣是個重要的信號。雖然污染是各國發展必經的階段，但霧霾的出現，標示中國要進入治理階段了。治理也意味著要調整產業結構。
南都：你為什么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速如此樂觀？
張軍：一是中國經濟一直在發展增長的軌道上，沒有脫軌；二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還在，人均G D P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中國的人力資本增長，民眾的知識更新還很快；三是中國與當年的東亞經濟增長有比較類似的體制。政府把經濟增長當做解決其他問題的基石，這是東亞成功轉型國家或地區很獨特的一種政治思維。經濟增長優先于社會和政治轉型。這種思維認為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再談政治轉型會是因為后者實際上是前者內生出現的現象。而且，經濟發展需要很好的秩序，但秩序并不容易建立起來，所以，先不能亂了秩序，不然經濟不能發展。像南亞、拉美等國，把這個順序倒過來，為了經濟增長，而先進行政治轉型，往往就失去了應有的秩序。沒有秩序的體制是很可怕的，經濟發展步履艱難。所以，我認為，東亞的不同就在這個方面。
南都：回頭來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了36年，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經驗可以總結？這些經驗構成的知識，構成的因果關系現在還在不在？能否對中國接下來的經濟增長有一些啟示或借鑒？
張軍：現在總結中國經濟增長或轉型成功的經驗，個人認為還是有點早。中國當然積累了一些經驗，包括剛才講到的經濟發展與政治轉型的排序選擇上。但另一點，也是我有時在想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的崛起是非同一般的。通常一個后發國家可能在某一個產業上，比如韓國是電子、日本是電器和汽車，但中國市場規模大，在制造業的每一個鏈條，每一個區段上都參與了全球化，參與了全球分工，這個究竟意味著什么，有什么含義要深入研究。中國經濟不增長，對全球經濟來說當然是災難，中國經濟增速太快，也會造成全球很多國家的恐慌。如此全面參與全球分工，中國收益巨大。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國受到的沖擊最小，也是因為這個世界對中國的制造和產品越來越依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