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15 09:38:00 來源:映象網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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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最偉大的表演：進化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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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最偉大的表演》是對“智慧設計論”的有力反擊。它既闡釋了進化的證據，又暴露了神創論的荒謬之處。道金斯從多重科學證據中層層篩選：從自然選擇的活例子，到化石記錄的線索；從標志了進化如何一路走來的自然時鐘，到胚胎發育的精妙；從板塊構造論到分子遺傳學……通過結合這些及其他更多的元素，他提出了一個有力的觀點——“我們發現自己位于枝繁葉茂的一棵生命之樹的一條細小樹枝上，這并不是意外，而是通過非隨機的自然選擇的進化的直接結果。”
《地球上最偉大的表演》出版于關鍵時刻：對進化事實的系統性異議正前發出所未有的威脅。在美國和世界各地，教師們都可以看到課堂中科學的地位受到暗中破壞。道金斯向這種無知發起了摧毀性的反擊，他對自然界的不倦之愛把一個可能隱匿不彰的論證變成了貢獻給讀者的宏偉篇章——它的光彩，正是大師對生命的悟見。
作者簡介
道金斯：1941年3月26日生，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教授，著名科普作家，生物學家。2001年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院士。2005年英國《前景》雜志會同美國《外交》雜志網絡調查，他被評選為在世的全球100名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是英國最重要的科普作家，幾乎本本書都是暢銷書，并經常在各大媒體引起轟動。他的暢銷書中，于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最有代表性，他的基因觀念，顛覆了我們對自身的幻覺，深刻影響了一個時代。
精彩試讀
證明進化的證據日益增多，并且空前地有力；然而，與此矛盾的是，不了解情況的反對意見，也比我記憶中的多了很多。在本書中，我個人總結了證明‘進化論’其實是一個事實的證據——進化“論”像科學中任何其它事實一樣，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這不是我寫的第一本關于進化的書，所以我有必要解釋它是怎樣地與眾不同。這本書可以被描述為我著作中的“缺環”。《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和《延伸的表現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這兩本書，為大家熟知的自然選擇理論提供了新奇的版本，但是它們并沒有討論證明進化本身的證據。我接下來的三本書，則以不同的途徑，試圖辨別并化解妨礙理解的主要障礙。這些書，如《盲眼的鐘表匠》（The Blind Watchmaker）、《伊甸園之河》（River Out of Eden）以及三者中我所偏愛的《攀登不可能之山》（Climbing Mount Improbable）回答了諸如“半盲的眼睛有什么用？”、“短促的翅膀有什么用”、“在大多數突變都具有負面作用的情況下，自然選擇是如何工作的？”這類問題。然而再一次地，這三本書雖然（為讀者）清除了（理解進化論的）障礙，但是也沒有直接呈現“進化是一個事實”的實際證據。我最大的一本書《祖先的故事》（The Ancestor’s Tale）勾畫了生命的整個歷程，用喬叟式漫游的方式，回溯時間來“尋祖”，但是這本書也只是預先認定了進化論是符合事實的。
回顧這些書時，我意識到，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明確指出關于進化本身的證據，這是我需要彌補的一個重大鴻溝。2009年看起來是一個好時機，這一年是達爾文誕辰200年和《物種源始》出版150周年。毫不奇怪，別的作者也想到了這一點。這一年，我們看到了一些優秀著作，特別是杰里?科因（Jerry Coyne）的《為什么進化是真的》（Why Evolution is True，有中譯本《為什么要相信達爾文》）。我對該書的高度評賞發表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http://richarddawkins.net/article,3594,Heat-the-Hornet,Richard-Dawkins）。
本書被我有遠見的文稿代理人——不知疲倦的約翰?布羅克曼（John Brockman）暫定名為《只是一個理論》（Only a Theory）。后來，我們發現這個標題已被肯尼斯?米勒（Kenneth Miller）搶先用在了他像書一樣長的庭審應答中，這類著名的庭審偶爾會決定科學教學大綱，而肯尼斯?米勒在一次庭審中扮演了英雄角色。無論如何，我始終都懷疑這個標題是否適合本書，因此當發現這個完美標題已經好端端地排入了另一個書架，我就不考慮用它了。幾年前，一位匿名支持者送給我一件T恤，上面印有巴納姆式（Barnumesque）的口號——“進化，地球上最偉大的表演，小鎮上唯一的游樂。”我不時穿著它去演講，并以此作為演講題目，然后，我突然意識到——它是本書的理想書名，雖然全句太長了點。我將它縮短為“地球上最偉大的表演”。“只是一個理論”則恰好可以作為第一章的標題（要預防性地加一個問號，以防止神創論者的“征用”）。
我受到了很多人各方面的幫助，包括邁克爾?尤德金（Michael Yudkin）、理查德?倫斯基（Richard Lenski）、喬治?奧斯特（George Oster）、卡羅林?龐德（Caroline Pond）、亨利D?格力斯諾-邁爾（Henri D. Grissino-Mayer）、喬納森?霍奇金（Jonathan Hodgkin）、馬特?雷德利（Matt Ridley）、皮特?霍蘭（Peter Holland）、沃爾特?喬伊斯（Walter Joyce）、王彥（Yan Wong）、威爾?阿特金森（Will Atkinson）、拉沙?梅儂（Latha Menon）、克里斯多夫?格雷漢姆（Christopher Graham）、保拉?卡比（Paula Kirby）、麗莎?鮑爾（Lisa Bauer）、歐文?雪莉（Owen Selly）、維克多?弗林（Victor Flynn）、凱倫?歐文斯（Karen Owens）、約翰?恩德勒（John Endler）、伊恩?道格拉斯-漢密爾頓（Iain Douglas-Hamilton）、西納?李（Sheila Lee）、菲爾?諾德（Phil Lord）、克里斯汀?德布萊茲（Christine DeBlase）和蘭德?羅素（Rand Russell）以及他們各自在英國和美國的團隊，都給了我極大的支持和力所能及的幫助。在這本書即將出版的最后階段，科學期刊中報道了三次令人興奮的新發現。每一次，我都膽怯地問，一再加入新的發現，會不會侵犯到有序而復雜的出版程序？在三次情況下，雪莉和希拉里都沒有像普通出版人可能會做的那樣，抱怨這最后一刻生出的混亂，而是毫無怨言地以極大熱情接受建議，排除了如山一般的困難，讓本書得以出版。同樣熱情助我的還有吉莉安?薩默斯凱爾斯（Gillian Somerscales），她以對文字的精通和敏感的理解力對本書進行了編輯整理。
我的妻子拉拉?沃德（Lalla Ward）則又一次地給了我無窮的鼓勵、有益的格式修改和現代風格的建議。這本書構思和開始于我擔任查爾斯?西蒙尼（Charles Simonyi）教授職位的最后幾個月，完成于我退休之后。在卸下西蒙尼教授的頭銜之后，自我們第一次重要的相遇14年（并出版了7本書）之后，我想再一次表達我對查爾斯的感激和欣賞。拉拉和我，祝愿我們和查爾斯的友誼地久天長。
這本書要獻給喬什?蒂蒙尼（Josh Timonen）并對他和他的團隊表示感謝，這個規模小而專注的團隊，最早建立起了“RichardDawkins.net”網站。這個網站告訴我們喬什是一位有創意的網站設計者，但這只是他驚人才能的冰山一角。喬什的創造天賦極為深厚，但如果用冰山一角來形容他，實不足以表現他對我們的共同事業所貢獻的寬廣才藝，亦不足以反映他那溫暖人心的幽默感。
第二章 狗，牛和白菜
為什么經歷了這么漫長的時間，才有一位“達爾文”抵達現場？是什么延遲了人類領悟這個簡單明了的思想？從表面上來看，領會達爾文思想比領會牛頓早其兩百年提出的數學思想要容易得多（或者其實是兩千年前阿基米德提出的？）。人們為這種延遲找出了很多可能的理由。也許人們的頭腦被發生“這等巨變”所要花費的絕對時間嚇住了，被我們現在所說地質的深邃時間和人的壽命之間的懸殊差別嚇住了，被他們所試圖理解的含義嚇住了。也許是宗教的灌輸使我們倒退了。也許是生物器官（如眼睛）令人生畏的復雜性，給人們以“他們似乎是由工藝大師設計的”這種欺騙性假象。這些因素可能都起到了作用。但是偉大且長壽的新達爾文主義綜合論者恩斯特?邁爾（Ernst Mayr，2005年去世，享年100歲）多次提出了一個不同于上述猜測的懷疑。在邁爾看來，“罪犯”是現代名為“本質論”的古代哲學學說。“進化”的發現是被柏拉圖的“死亡之手”耽誤了。
柏拉圖的死亡之手
對柏拉圖來說，我們自認為看到的“事實”只是燃燒跳動的篝火投射到洞穴墻壁上的影子。柏拉圖正如其他希臘古典思想家一樣，內心深處是一位幾何學者。他認為每一個畫在沙地上的三角形，都只是“本質三角形”的不完美投影。本質三角形的邊，都是純粹的歐幾里得式線條——有長度，但沒有寬度，被定義為無限窄，且平行時不相交。本質三角形的內角和，確實等于兩個直角的和，并且絲毫不差。畫在沙地上的三角形則并非如此，但是沙地上的三角形對于柏拉圖來說，只是理想的本質三角形的不穩定投影。
根據邁爾的說法，生物學深受其自身版本的“本質論”困擾。“生物本質論”在處理貘、兔子，穿山甲和單峰駱駝時，就仿佛它們是三角形、菱形、拋物線或十二面體。我們看到的兔子，是完美的“本質兔子”的蒼白投影。那只完美的、本質性的柏拉圖式兔子（以及所有的完美的幾何圖形）就高懸在理想空間的某處。有血有肉的兔子可能會因變化而有所不同，但是它們的變異總被看作是從“完美兔性”的偏差。
這幅圖景是多么絕望地背離進化啊！柏拉圖主義者將兔子的任何變化，都視為對“本質兔”的散亂偏離，并且，總是有抗拒變化的阻力——仿佛所有真正的兔子和高天上的“本質兔”都被無形的松緊繩拴在了一起。生命進化的觀點則與此完全相反——后代可以無限期的脫離他們祖先的存在形式，并且每一次背離，都會成為未來變種的潛在祖先。甚至，達爾文“通過自然選擇的進化”的共同發現者阿爾弗雷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其實把自己的論文命名為《論變異型無限偏離原始型的傾向》。
如果有“標準兔”，這個桂冠也僅僅表示一群真實、亂竄、跳躍、多變的兔子的鐘形分布的中心。而且這個分布隨著時間而變化。隨著世代傳承，將有可能逐漸出現一個不明確的時間點，在這個點，我們所說的兔子的“常態”會偏離得很遠，以至于需要一個不同的名字。沒有什么永遠的“兔性”，也沒有什么高懸在天空的“本質兔”，只有一群群毛茸茸的、長耳的、食糞的、胡須顫動的個體，在大小、形狀、顏色和癖好方面，呈現某種統計分布。舊分布中偏在一隅的長耳兔，也許會發現自己在后來的地質時期成為了新分布的中心。假定兔子的世代有足夠龐大的代數，其祖先和后代的分布甚至會沒有交集：祖先擁有的最長的耳朵，可能比后代的最短的耳朵還要短。正如另一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所說：事無定事，萬物皆流。一億年之后，我們可能很難相信后代動物曾有過“兔子”這種祖先；然而在進化過程中，種群中的主要類型和其上一代的典型類型和其下一代的典型類型之間，差別都不大。這種思想方式被邁爾稱之為“群體思想”。在邁爾看來，“群體思想”是本質論的對立面。根據邁爾的說法，達爾文之所以在這么不合理的時代才出現，是因為我們所有人（無論是因為受希臘哲學的影響還是其他原因）都已把“本質論”刻進了我們的思想DNA中。
對于局限在柏拉圖式視野里的思想而言，一只兔子就是一只兔子，就是一只兔子而已。要提出“兔類是由統計平均物構成的浮云般的東西”，或者“今天的典型兔子可能不同于一百萬年前（或一百萬年后）的典型兔子”——這似乎違反了圈內禁忌。事實上，研究語言發展的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兒童是天生的本質主義者。也許，兒童必須是本質主義者，才能夠保持心智正常，用他們正在發展的心智將東西分門別類，并賦予每一類別一個獨特的名稱。難怪在創世紀的神話中，亞當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為所有動物命名。
在邁爾看來，難怪人類要一直要等到19世紀，才等到了我們的達爾文。為了比較夸張地描述進化論是多么地“反本質論”，請做如下考慮：在“群體思想”的進化觀點中，每種動物都和另一種動物相聯系，比如兔子和豹子通過一連串的中間型相聯系——這些中間型的每一個都和緊挨它的另一個非常相似，以至于每一環都能和鏈中的“鄰居”交配并生出可育的后代。你不能比這個觀點更全面地違反本質論的禁忌了。并且它并不是一些局限于想象的、模糊的思想實驗。按進化觀點，的確存在一系列中間性動物，能把兔子和豹子聯系起來——每一只都曾經生存和呼吸，在長長的、變動的連續統中，每一只都恰好地歸入與其緊鄰的物種。事實上，系列中的每只個體對于上邊的鄰居來說是其后代，而對于下邊的鄰居來說是其親代。然而，整個系列構成從兔子到豹子的連續性梁橋——雖然后面我們將看到，從來都沒有“兔豹”這種動物。從兔子到袋熊，從豹子到龍蝦，從一個動物（或植物）到其他任何的動物（或植物）都有著相似的橋梁。也許你已經自己推出了為什么按這個進化性的世界觀，必然產生這個驚人的結果，但還是讓我一吐為快吧！我將把這稱為“發夾彎思想實驗”。
以一只兔子——任意一只雌兔為例（任意地堅持使用雌性是為了方便，這不會影響我們的論證），把它的母親緊挨著放在它旁邊，祖母放在母親的旁邊，如此等等。時光回溯、回溯，回到億萬年前，構成了一條由雌兔組成的、似乎沒有盡頭的隊列，每一只雌兔都被它的母親和女兒夾在中間。我們沿著這條兔子隊列，回溯時間，像將軍閱兵一樣，仔細檢閱。隨著我們的回溯，我們最終會發現，正經過的古代兔和我們現在所熟悉的現代兔已有稍微的不同。但變化的速度是如此緩慢，以至于我們將不會注意到代傳中的變化趨勢。正如我們看不到我們手表上時針的走動，正如我們看不到一名兒童的成長——我們只能看到，后來她已經變成了一個少年，再往后成為了一名成人。為什么我們注意不到從一代兔子到另一代兔子的變化?另外一個原因是，在任何一百年中，當前兔子種群內的變異通常都大于母親和女兒之間的變異。因此，如果我們試圖通過比較母親與女兒，或祖母與母親，來辨別“時間之手”的運動，那么也許我們所見的如此細微的差別，將會被跳躍在草地周圍的兔子的朋友和親戚所淹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