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15 08:44:00 來源: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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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悶的中國人》透視中國“突圍”之路
梁曉聲：不會再寫知青題材作品
核心提示：
活躍在當今中國文壇的作家梁曉聲一直被當作是平民的代言人，通過他的作品，人們看到了生活在社會下層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們的追求及幻滅，執著與無奈，以及他們在沉默中孕育的憤怒和反抗。
14年前，在文學領域建樹頗豐的著名作家梁曉聲，突然推出一本看似與文學毫不搭界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其后，梁曉聲又于2012年推出了新作《郁悶的中國人》，以一個時代見證人、時代病相剖析者的身份，直面社會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痼疾，以事態、事實、以鮮活的底層狀況采樣“脈診”國情，字里行間灌注著作家深沉的“勸世”“醒世”“憂世”之心。在書中，他預言，“郁悶”對中國是一種困擾，但又蘊含了可貴的契機——未來的30年會有更多的中國人意識到：中國不僅是一個“龐大的經濟體”，除了經濟，還有許多的實事要做，其中改變“文化缺席”的現狀尤為迫切。
更重要的是，梁曉聲已經不再是昔日那個老三屆出身、“最老的憤青”，行文不再以憤懣為情緒主線，而是旨在給出了切實的藥方。日前，在廣州宣傳新書的梁曉聲接受了南方日報記者的專訪，他表示：“建言”的自覺貫穿于他新近的寫作和言論之中，而嚴謹的政治社會評論，比起網絡上只圖一時痛快、戾氣橫溢的發泄，自然對這個時代要有益得多。
談文化
“文化缺席”造成很多“半腦人”
南方日報：您在《郁悶的中國人》中寫道，中國當下各階層的矛盾都與“文化缺席”有莫大的關系，“文化缺席”體現在什么方面？
梁曉聲：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國，擁有最多不愛讀書的人。我國年人均讀書僅4.5本，扣除教科書，中國人平均一年讀書不到一本。而排名最前的猶太民族，每年人均讀書64本，這就是差距。
近20年來我國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增加了，但讀書的比例卻越來越小，現在很多大學生都不喜歡讀書了，上網的人越來越多。有人說上網是為了閱讀、學習，這點我不相信，大多是在看垃圾、煽情的東西。有時我看到外國科學家寫的科普書和科教書，就會自慚形穢，人家一個科學家文學功底都可以這么好，而我們的科學家寫出的東西，大多數偏于晦澀生硬。現在的大學培養了太多的“半腦人”，只有邏輯思維和記憶能力，感性腦區退化。
梁啟超說“要用文學造新民”，蔡元培說“教育救國”。梁啟超也罷，蔡元培也罷，政治觀點不同，但都是認識到國民文化缺失。然而那么多年過去了，我們真正取得了多少進步？中國的改革在經濟改革方面，步子很快，但在其他方面，比如文化建設上，可能會是碎步、迂回、漸進，往往是像花旦一樣繞舞臺兜圈子。那么未來十年內，我希望在這一點步伐加快一些。
南方日報：近些年很多的知名作家、評論家把傳統的寫作延伸到網絡上，開設微博、博客，您本人的微博為什么不再用了？是否與您關于“自殺移民”的言論在微博上遭遇了曲解有關系？
梁曉聲：我已在博客里說得很清楚了，之所以我如此憤怒，是因為這種篡改歪曲了我對未來中國的判斷，對此，我對微博充滿了警惕。另外，微博若想獲得大量轉發，140字內不僅要說清楚，還要說得有趣，有趣恰恰是危險的。若大家爭著如何有趣，微博的氛圍就會形成游戲的狀態。一些人沉迷于當公共知識分子，為了增加粉絲和引起社會關注，經常弄些沒常識、聳人聽聞的東西。每天無數次都在想，下一個140字以內的話該說什么，說什么大家喜歡聽的，傳播什么能讓大家傳來傳去。一個人處于這種狀態是非常可笑的，變成這樣他還是知識分子嗎？
中國的許多問題是需要嚴肅地來看待，待真正討論的時候，你會發現當我們把一個問題拿出來辯論，都變成了大家更習慣于用有趣的喜感方式去表達，許多微博都有意思，而有意思恰恰是危險的，是陷阱。你有意思，我比你更有意思，都比著怎么有意思，這難免令人憂慮。我希望我寫的東西應該是嚴肅、鄭重的、考慮明白、表述清楚、直指要害的，所以我放棄了微博。我的態度是沒有必要就不參與，如果參與一定是真誠的表達，而且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表達。
南方日報：在以往，不少人都以“老憤青”來評價您，而現在為什么您的言論和作品卻變得愈發溫和？
梁曉聲：張藝謀有部電影叫《有話好好說》，很有啟發性。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我的作品充滿了鮮明而強烈的憤怒，而現在，那些社會問題變本加厲，我的文章反而變得溫和了，這乍看起來很奇怪。原因在于我逐漸發現，有些是屬于社會問題，那些社會問題不是寫一兩篇文章能解決的。我原先被選為政協委員時，開會的時候其他人都緊張兮兮，怕我說出什么不合時宜的話，這樣即使你說了，別人不敢聽也聽不進去。說話的藝術在于使聽的人愿意聽下去，讓人覺得有道理從而打心底接受。意見表達并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訓導別人，也不是“頂”、“扔板磚”這種充滿戾氣的情緒表達。我希望官員也看我的書，了解群眾的郁悶，這樣才能有助于解決問題。
談寫作
下一步回歸虛構小說寫作
南方日報：對于今后的創作方向您是怎么計劃的？
梁曉聲：今后我不會再寫知青題材的作品。現在知青題材的作品已經不少了，但問題在于很多人只控訴上山下鄉，不談“文革”，因為怕勾起自己在“文革”中表現的記憶。心想著“文革”是別人的苦難，跟自己無關。我自己出了幾部關于知青的作品，記錄了我所看、所聞、所思，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共同經歷過的人。“文革”題材我也不打算再寫，《一個紅衛兵的自白》基本上把我想說的都說了，“文革”也被列入重大題材，層層審批很麻煩。反映社會現實的雜文我也寫了很多了，下一步將會回到虛構小說。
南方日報：從您的作品中我們時常能感受到您對貧民的同情和諒解，對富人則多有批評和勸誡，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別？
梁曉聲：當我寫到貧民的時候，可能會偶爾寫到他們一些不失可愛的缺點，卻不忍心把他們寫得過于猥瑣。當我們談到底層，談到草根，或者比草根再往上一點，稱作小市民的那一群人的時候，會發現里面雞鳴狗盜、斤斤計較、寸土必爭、寸利必得的事情也不少。就為了一間房，為了爸媽那一點存款，不顧親情，窮人們也經常大打出手。這個階層顯然不是一個君子國，也不是一個道德國。盡管如此，我的看法是，那很多都是由于貧窮所致，因此，我對這些現象看得非常寬容。至于富人，我的邏輯是，富人已是一個國家富有的階層了，這已經是一種足夠的幸運了，他們接下來要做的，更多是體恤與慈悲。
南方日報：如今，曾以“叛逆”著稱的“80后”已融入主流社會，不少已經成家立業，同樣因為個性張揚、飽受質疑的“90后”也即將正式步入社會，您是怎樣看待中國年青一代的？
梁曉聲：“90后”將帶來怎樣的正影響現在還很難預測，然而他們可能帶來的負影響則使我擔憂。這不能埋怨他們，是國情所致。他們中絕大多數都是獨生子女，一直以來在孤立的狀態中成長起來，加上長輩的疼愛嬌慣，很容易以自我為中心。我之前看他們的微博，內容大多是我做什么了，我需要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基本沒有考慮他人的視角。一個人眼中沒有他人，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更何況這還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不僅城市家庭是這樣，也包括農民家庭。
不過我還是對他們懷有希望，他們是中國主流社會最新的一代人，在一個信息和觀點紛呈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眼光更加開闊。作為青年，也是最真實地表現為人的一代，可以說是忠順意識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義上脫胎換骨的一代。他們帶給中國的影響恐怕是我等難以想象的。
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有很多大學生上完大學之后，談世界不能談，談歷史不能談，談中國的過去和將來的可能性不能談。當你什么都不能談，你會使人對你肅然起敬嗎？社會對你沒有肅然起敬，不是由于你現在沒有住房，恐怕還是由于文化和能力的原因。而在今天這個社會，有了能力，到處都有那么多機會，壓都壓不住。
所以青年人還是要注重自己內心的建設，包括文化方面的修養和提升。另外還要明白自己的能力。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目前必須做什么。
南方日報：對于夢想成為作家的青年人，您有什么建議？
梁曉聲：時代不一樣了，一個人的表達能代表大多數人的意愿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受到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發表作品的門檻也大大降低。每個人都有表達的意愿，具備了表達的能力。我們能記起托爾斯泰、契科夫、莫泊桑等等，然而現在的文學巨匠有哪些，我們卻不清楚。即使是當代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他們是誰，他們的作品有哪些，有多少人讀過，恐怕很多人都答不上來。
人類已經進入了人人都能表達的時代，所以不要一直想著成為作家，要以平常心真實地反映身邊的社會現實。我給自己的定位是，寫作是小學作文的延續，至今也沒有完全滿意的作品。
作者簡介：
梁曉聲，作家，北京語言大學教授。祖籍山東榮城，1949年生于哈爾濱，1977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代表作品有《今夜有暴風雪》《一位紅衛兵的自白》《年輪》《浮城》《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至今仍堅持紙筆寫作，創作了小說、散文、雜文等1600余萬字。 (記者 郭珊 實習生 劉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