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17 08:33:00 來源:京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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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重鎮的北京大學中文系，今年開設了一門“網絡文學研究”取代以往的“文學期刊研究”。身在“精英陣營”的“學院派”，為什么把研究興趣從以“文學期刊”為主陣地的“主流文學”，轉向目前基本以類型化文學為主導的網絡文學？這到底是中國當代文學即將“重新洗牌”的信號，還是一個更多可能性的文學時代的開始？本刊特邀學者邵燕君撰寫此文，回應疑問，并期待此一話題能對當下文學創作與批評有所啟示。
“當下性”在主流文學中稀少
“當代文學”固然和“現代文學”“古代文學”一樣屬于一個有連續性的文學史脈絡，但它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屬性，就是它的“當下性”。一個國家的當代文學有責任以文學的方式呈現它所屬時代的精神圖景，給當代人的核心困惑以文學的解說，從而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風向標；或者為當代讀者提供精神撫慰，緩解其焦慮，引發其共鳴，滿足其匱乏，打發其無聊。前者的要求使作品趨于經典性，后者的要求使文學趨于流行性。我在這里不想使用純文學/大眾文學、嚴肅文學/通俗文學的概念，因為產生這些二元對立概念的精英文學體系本身需要反思重估，而這工作極其復雜。我這里只想強調經典性和流行性不是二元對立的。我們今天對經典作品曲高和寡、遺世獨立的“自然”聯想，大都基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傳統和大學文學系的教育制度。如果將眼光放遠放寬，古今中外的偉大經典大都在當世老少通吃，雅俗共賞，甚至是熔鑄了幾個世紀無數匿名高手智慧的“集體創作”。也就是說，無論是“古代文學”、“現代文學”，還是各個國家各個時段的“外國文學”，在它所誕生的那個時空，都是“當代文學”。越是不朽之作越需要凝聚這個時代最核心的精神、最飽滿的信息，它和速朽之作同根同源，那些速朽之作正是不朽之作的文學土壤。我更愿意相信那些橫空出世的大師是時代驕子，而不是某個神秘學派的一脈單傳。
按照我對“當代文學”定義的理解，“當下性”在“主流文學”里已經相當稀薄，產生經典性作品的可能也日漸減少。而網絡文學一邊，“當下性”異常豐茂，雖然現在仍處于“大神階段”，但“大師”的出現不是沒有可能。不是說“主流文學”不會再有好作品，但即使有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遺產的碩果僅存；而網絡文學正在上升期，其文學生產是成規模的、可持續的、有發展空間的，并且隨著時代和技術的發展不斷產生著分化和新變。若照此勢頭發展下去，十年之后，代表中國當代文學主流的將是網絡文學。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變局，不僅與媒介革命有關，也與中國特色的當代文學生產機制密切相關。
“圈子化”使主流作家被邊緣
新中國成立以后建立起來的當代文學生產機制是以各級作協為領導、以作協主辦的文學期刊為中心的網狀結構。與“作協—期刊”相配套的是“專業—業余”作家體制。中國作協和各省市級作協都有專業作家編制，雖然人數僅在數千，但與此相配的是一支堪稱百萬大軍的業余作者隊伍。他們分布在生活的第一線，從各級文學期刊到廠礦田間的墻報都是他們的發表空間。無論我們今天如何評論這一文學體制和文藝政策的影響功過，都不能否認一個事實：它在一個文盲眾多的國度，全面而迅速地建立起一個文學閱讀—寫作者的網絡系統，這個系統是“新時期”文學復蘇和產生轟動效應的基礎。
進入“新時期”以后，文學權力開始向文學期刊集中。文學編輯在享有極大的改稿權力的同時，也形成了優秀的伯樂傳統，資深編輯和業余作家之間形成了一種切實的“師徒關系”。從“傷痕文學”到“先鋒文學”，每一種文學潮流興起的背后，都可以看到引領風騷的名編們巨大的文學導向能力和組織能力。特別有趣的是“先鋒文學”，在這個以“回歸文學自身”為宗旨的“純文學”運動中，至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李陀那樣的大刊名編樹起大旗，余華(微博)那樣的縣城青年沖鋒陷陣。對于千千萬萬的基層文學青年來說，從業余作者到專業作家之間，有一條現實可行的夢想之路。
然而，這條路恰恰在余華等“先鋒作家”之后被漸漸阻隔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純文學”的理念使發表門檻大幅提高，廣大土生土長的業余作家驟然失去了晉身的階梯。與此同時，文學期刊未能在社會整體市場化轉型的進程中成功地完成自身轉型，迅速萎縮，面臨嚴峻的生存壓力。這些都使文學新人的成長既失去土壤又失去方向。
在“業余作家”衰落的同時，“專業作家”越來越走向自我封閉。嚴格地說，目前的專業寫作是一種寄存在體制慣性延續下的慣性寫作，與其說是精英的，不如說是特權的，本質上是一種圈子內(作協—作家—出版社—研討會)的自我循環。“主流作家”寫作的“圈子化”正是“主流文學”邊緣化的主要原因。
網絡文學恢復了民眾的文學夢
正是在“主流文學”荒蕪的田野上，網絡文學的野草旺盛地生長起來。如果說新中國文學機制是靠政治力量建構的，這里的龐然大物卻是資本。資本使最初非功利的、五花八門的網絡寫作迅速類型化。但凡事都有一體兩面，就像當年的“革命暴力”把作家變成了“文學工作者”，但與此同時在工農兵中建立起一支前所未有的業余作者百萬大軍，今天的“資本暴力”又在把作家再度變為“網絡寫手”的同時，迅速建立起一個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覆蓋規模上都足以和當年的“專業作家”匹敵的作家網絡。網站編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期刊編輯的職能，當然，一切都以商業利益為唯一標準。網絡寫手的生存條件可以說極為殘酷，門檻極低，千萬人競發，一日數更、一更幾千字的寫作強度使之幾乎成為一種高風險的青春行業。最后能存活下來的“大神”都得有“小強”般的生命力。不過，不少沒有寫作經驗的寫手也正是這么硬寫出來了。今天小鎮上的“余華們”是會投奔文學期刊還是文學網站呢？恐怕是后者。這里沒有褒貶的意思，我們不能小看粗俗的名利動機對文學的催動作用，沒有一種生命力旺盛的藝術是生長在蒸餾水里的。總是先有泥沙俱下，才有大浪淘沙。一個文學的大國需要文學人口的基數，應該說，網絡文學恢復了億萬民眾心中的文學夢，修復了千萬文學青年腳下的作家路。
批評界先學“土著”語言，再發出自己的聲音
一直關注研究網絡文學的馬季先生有言：網絡作家是“在生存中寫作”，主流作家是“在寫作中生存”。“在生存中寫作”決定了網絡文學天然的“當下性”，但能否從中生長出經典性的作品呢？這主要依賴于受眾的分化和分層。在此過程中，精英批評的介入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精英批評能夠有效地影響粉絲們的“辨別力”和“區隔”，將自己認為的優秀作品和優秀元素提取出來，在點擊率、月票和網站排行榜之外，建立一套“精英榜”，對網絡文學的良性發展，抵抗文化工業“向下拉齊”受眾趣味的力量將十分有益。現在，這部分工作一直是“精英粉絲”們在自發地、零散地做，學院派的批評家們極少介入。一方不屑于說，一方也不屑于聽。對于一直高居象牙塔尖的學者們來說，突然發現身下的底座空了，十字街頭上蓋起的摩天大樓與自己無關，難免錯愕。有時我想，如果網絡時代遭逢的是“文學產生轟動效應”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會如何？這就像設想“如果鴉片戰爭打響在康乾盛世會怎樣”一樣。想必戰局會有不同——“主流文學”在保持自身陣營、維護文化領導權以及收編網絡文學等方面都會比今天更有實力。但是，只要市場化、全球化和網絡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變局遲早要發生。或許，對于文學，我們不能抱任何一種本質主義的態度，文學不必綁定于某種文體，也不必綁定于某種媒介、某種機制。自由、活力和熱愛在哪里，文學就在哪里。
如今，網絡文學的強勢發展已經到了逼得學術界不得不正視的時候了。進入網絡文學，在理解網絡文學的基礎上重建一套有效的批評標準和批評話語體系，其實是網絡時代對當代文學研究的從業者提出的新任務。要完成這一任務，我們必須先放下身段，進入人家的地盤，先學會“土著”的語言，再發出自己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