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5-07 08:49:00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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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生薪資調查：官二代高他人15%
從“湘潭神女”到“27歲副縣長”，在公眾的質疑聲中，人們越來越篤信官員子女能夠借助父母權力獲得比同齡人更好的前途；而清華大學(招生辦)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的常務副主任李宏彬和他的同事們，則希望通過嚴謹理性的數據分析來觀察這種社會現象。
他們的統計分析表明，作為官員子女的大學畢業生，能夠拿到高出其他同學約15%的起薪。“我們不愿用一個籠統的‘官二代’身份來解釋這種差異，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這種差異背后的邏輯。”李宏彬說。
數據
什么因素決定
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和收入
“15%”的數據來自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在2010年開展的第一輪中國大學生就業追蹤調查。首輪調查涉及全國11個省份的19所高校，共有6059名應屆畢業生接受了問卷形式的調查。究竟什么因素在決定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和收入，是調查的主要關注點之一。
在調查中，“官員子女”的劃分標準是學生父母中至少一人為政府官員，符合這一標準的學生占樣本總量的14%，和有著相同家庭結構、個人能力和大學經歷的同學相比，他們畢業時的起薪要高出大約15%。
數據顯示，來自普通家庭的學生學分積比官員子女更高,但是他們的英語成績較差。同時，大學期間他們從事打工兼職的可能性也更高。而兩類學生在持有技術等級證書、入黨和擔任學生會干部方面沒有明顯區別。
根據數據，好的家庭背景能夠提高大學畢業生的起薪。而在就業分布上，官員子女大學生更多地在金融業以及黨政機關、群眾組織、社會團體、國際組織等行業就業，而非官員子女在采礦業、制造業、建筑業和醫療衛生行業的就業比例明顯高于官員子女。
根據2010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大學應屆畢業生工資最高的是交通行業，平均3067元；其次是IT類，2588元；接下來是文體，2416元；電力，2377元；金融和制造業持平，都是2312元；然后是教育，最低的是醫療，1440元。
對話
一個好的社會應當
保持合理的流動性
受訪者：李宏彬，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的常務副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領域為發展經濟學和勞動經濟學。
記者：官員子女能獲得更好的個人前途，這幾乎是當前社會公眾的一種“共識”，而你們的研究數據也支持了這種感性認識。
李宏彬：表面上人們可能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官員的孩子更成功，但是這種成功的背后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受到家庭環境和基因的影響。官員的個人能力更強，收入更高，他們的子女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聰明，受到的教育更好等等。而我們的研究是要把這些因素和官員本身這個因素分開，經過科學的方法去掉基因、家庭早期培養這些因素，去比較兩個孩子。如果他們的智商、受到的教育是一樣的，唯一的差別是在大學畢業的時候一個是官員的孩子，另一個不是，去看他們會有什么差別。
記者：在你們的數據統計中，富裕家庭子女在起薪方面和普通家庭子女的差別比官員子女更大，父母收入每增加1%,子女大學畢業后首份工作的工資就增加3%；但你更關注官員子女的問題，為什么？
李宏彬：這兩個問題哪個問題的影響更嚴重，是可以討論的。
國內民眾對富人子女的抱怨和反感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富人賺取財富靠的是不是自身的能力和努力。一個有效率的社會應該是鼓勵有能力的人去賺錢，比如喬布斯，他創立了蘋果，賺了很多錢，他的孩子繼承他的財富，有人會有意見嗎？無可厚非的。但如果你的錢是通過手中的權力、行賄受賄獲得的，那老百姓一定會有抱怨。
二是富人怎么教育自己的子女。現在是一個收入迅速變化的時代，一些父母忽然有錢了，但他們沒處理好怎么去教育孩子。
我在美國待了很長時間，斯坦福周圍是美國最富裕的區域，很多大科技公司老板都住在那里。富人們也和普通人一樣每天在街上穿著T恤跑步，他們的孩子也和普通孩子沒什么差別，沒有那種開著法拉利在街上招搖過市的，很低調。而現在很多國內的富人子女都非常招搖，這就人為地造成了階層對立，這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改變，讓中國的富人適應過富人的生活。短期來看富人子女的問題比較明顯，但從長遠來看并不是一個問題。
而官員子女通過父輩手中的權力和資源“尋租”獲得更好的機會，比如進入薪水更高的行業，就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了。這種情況會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的效率和公平，阻滯社會階層的流動性。一個好的社會應當保持合理的流動性，才能真正給人以尊嚴。從制度上來說，需要想辦法遏制官員的權力，盡量把權力市場化。沒有過多的權力，就沒有可交易的東西，也就不存在這種“尋租”的可能性。
記者：在一些網友的評論當中，認為大約15%(不到380元)的起薪差距并不算太大，您認為呢？
李宏彬：這個很難說。我們統計的是起薪，按道理來說，起薪不應該因為這個問題有差別；而且這種收入差可能會隨著時間而增加，但目前還沒有這方面的數據研究。
記者：除了父母的官員身份之外，還有哪些因素在影響大學生的第一份工作收入呢？
李宏彬：從我們的數據統計來看，首先是家庭，比如家庭的收入對大學生的起薪有顯著影響。從大學方面來說，名校的影響很大，專業也會有影響，但學習成績沒有用，成績好的孩子收入反而低，學分積排名前20%的畢業生起薪反而要比其他學生低10%。
不過，英語好的孩子收入會高，樣本內英語四級成績前20%的畢業生比其他人的起薪高18%。
另外，當學生干部、入黨都是有用的；但打工沒有用，會降低收入。因為在大學里特別努力學習的學生往往是窮孩子，為了獎學金而學習，打工也一樣，是為了養活自己。這些數據表明我們大學教育也需要反思。
意見
“一種純粹的‘官員升水’在中國社會確實存在”
李宏彬和他的同事們嘗試給這15%的工資差異找到合理的來源——
譬如，他們在之前的研究中發現，中國官員們總體上有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個人能力，“官爸爸”或 “官媽媽”整體上的教育水平更高，而這種能力很可能通過遺傳或家庭教育的方式傳給子女。
譬如，官員的社會地位和工作特點，使他們具有更高見識和更發達的關系網絡，官員子女也可能因此獲得獨特的信息優勢。高考志愿填報是一個非常講究策略的事情，擁有信息優勢的官員子女在填報志愿時風險承受能力更強、經濟條件更好的話，那么他們上好大學的機會就更大。
譬如，官員子女在大學期間更加努力、更懂得把握學習和發展的機會，積累了更高的人力資本。
但是，當研究者們控制了父母戶口、學歷等變量之后，“官員子女”的身份對起薪的影響基本沒有減弱；而在控制父母其他方面的特征，尤其是收入之后，父母政治資本的影響甚至更強了。
而在考慮了學校和專業因素后，15%的工資差異也沒有被顯著削減，“官員子女”和 “非官員子女”上好大學的幾率相當；兩類學生在持有技術等級證書、入黨和擔任學生會干部方面也沒有明顯區別。
研究者們并沒有對官員子女高收入水平的合理來源給出結論——與有著相同家庭結構、個人能力和大學經歷的同學相比，一個官員子女可以獲得額外15%的收入。“一種純粹的‘官員升水’在中國社會確實存在。”李宏彬說。
而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