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電影有關的
與電影無關的
電影《一九四二》里沒提根據地的事兒，70年前，根據地還是一個多數河南老百姓不知道的地方。
他們是誰？他們在哪兒？如何才能到那兒？顯然，“老東家”——這位劉震云的老鄉對此一無所知。
他只知道往西邊逃，以為過了潼關就有救了。他不知道，那些有幸闖進根據地的老鄉，才真正找到了“飯碗”。
當數不清的災民從國統局和敵占區，擁向共產黨領導下的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又稱晉冀魯豫邊區）時，根據地的糧食也不夠吃，亦存在大量災民。面對這闖進門的“包袱”，根據地如何應對？
11月下旬的一天，開封民間文化研究者劉海永的辦公室里，在他向記者提供的大量史料中，展示了當年賑災工作的另一面。根據地政府對外來災民和本地災民一視同仁：減免根據地災民公糧，并出動部隊幫助災民捕蝗、耕地。減少自己的口糧，把省出的糧食用來救濟災民，并組織災民通過搞運輸、紡織賺取糧食……標本兼治的救災措施，使晉冀魯豫根據地從1943年以后，生產下降的趨勢得到控制，許多村莊秋后糧食滿囤。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比戰前普遍改善了，并部分達到豐衣足食。
摸清災情
減免根據地災民公糧
大饑荒也同樣威脅著共產黨領導下的晉冀魯豫根據地。根據地下設四個行政區，分別是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行政區。其中的太行行政區六專區的武安，五專區的林北、安陽、磁武、涉縣等都屬于河南區域。冀魯豫重災村有1050個，輕災村580個；太行區六專區三個縣平均每人收不到三斗八升，最少的收不到六升秕糠。按最低生活限度，一人一月需要一斗，30萬根據地的災民，已瀕臨饑餓邊緣。
根據地不僅要與日偽作斗爭，同時還要和嚴重的天災抗衡。由于根據地經濟落后，物資匱乏，在敵人的嚴密封鎖下，得不到任何外來援助。但邊區政府并沒有就此放棄災民，1942年11月，太行救災委員會在各地建立，它是黨政軍民的聯合權力機關，包括了各縣有威望的人士，以全力領導生產運動。
邊區政府對災情進行了普遍的調查登記。按受災的輕重（每人每日以六兩小米計算），災民被分成三個級別：有購買力無糧食，需要調劑者；有勞動力糧食不夠，需要救濟者；無勞動力缺乏糧食，需要救濟者。
為了減輕災民的負擔，依照災區情況，1942年秋收時，邊區政府一次即減免五、六專區公糧45000石；1943年麥收時，又減免一、五、六三個專區公糧15500石，兩次共減免公糧60500石，這對災民來說，減輕了很大的負擔。
節衣縮食
與災民同甘苦共患難
雖然減免了公糧，但災情依然嚴重，面對饑腸轆轆的災民，邊區政府決定進一步節衣縮食，與災民同甘苦共患難。
邊區政府發布指示：“規定縣以上各機關每人每日節約小米半兩……并把節約的數量，每月結報一次。”所有的黨政軍領導下的各個系統、單位、工廠、學校、報館、書店、商店、教員學生、劇團等都自動參加，有的長達8個月。“節約方式很多，有冷食一日，省得柴火費救災者；有糠食三日，拿余米救災者；有以野菜頂食，挪出糧食救災者；有節省鍋巴接濟災民者”。
節余糧食之外，還發起捐款運動，如抗大六分校的五毛錢運動，陸中的一角運動。有些人把多年來的積蓄、每月所領的幾元津貼，都捐出救災了。
邊區政府在災區提出急公好義、仗義疏財、富濟貧、有濟無、親戚幫助、鄰里互濟，開展全區“一把米”“一升糠”及某些地區的“一個窩窩”的運動。在災區組織了呼吁團、募捐團，向非災區呼吁勸募。所有政府、軍隊、農村劇團都參加了救災公演，動員士紳們挺身而出參加救災活動。
在晉冀魯豫捕蝗運動中，太行區上至司令員、下至戰士7萬多人都參加了捕蝗，共捕蝗14萬斤。冀魯豫區的一個團在10天內捕蝗3.3萬斤，“不喝群眾一口水，不吸群眾一袋煙”。災荒期間，太行區部隊創造了幫助群眾耕地、鋤地、收割合計達4.39萬畝，其他幫工5萬個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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