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森：寬貨幣減稅負應對經濟下行壓力
目前可選擇的宏觀政策只有兩項：一是放松貨幣，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企業融資成本高，關鍵還是貨幣供應太緊。放松貨幣，增加基礎貨幣供應，才能降低實際利率，整個經濟才能盤活。在CPI2%以下、PPI仍然為負的情況下，實在想不出央行不降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仍保持在20.5%高位的任何理由。
另一個可考慮的宏觀政策選項就是減稅。在目前中國經濟下行的趨勢下，不能總是考慮由政府來驅動投資，更合宜的宏觀政策當是減稅，不是結構性減稅，而是總量減稅。減稅才能增加中國企業的競爭力，減稅才能在未來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下行的表征是什么？是一個短期波動現象還是一個自然趨勢？需要采取哪些合宜的宏觀政策？這是我們需要直面的問題。
中國經濟下行是長期自然趨勢
對于這些追趕型的經濟體，如日本，是經過一個高速增長以后，然后下三個臺階；韓國經濟也可以非常明顯地劃成兩個臺階或者三個臺階，是在一個高速增長時期后下一個臺階，到了中低速的增長階段。此外，中國香港經濟也是這個情形。
我的判斷是，實際上在2009年、2010年，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下臺階的時候，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可能在5%～7%之間，應該說現在潛在增長率在下行。
另一方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戰后各國的經濟增長情況。實際上拉開大分化的僅僅是1950年至1973年這個時間段，這期間不僅日本，整個西歐、美國都實現了經濟增長。但是增長了大約20年左右，然后進入了一個中低速增長期。
最近我們做的一項研究發現，日本在1952年至1973年高速增長之后，1973年下了一個臺階，下臺階的時候它的制造業的產能過剩率正好是33%左右。
為什么把產能過剩和信貸比放在一起？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不想使經濟下滑，都不斷地加大銀行信貸。這種情況下，通常是信貸比、GDP比在上升，產能過剩也在上升。韓國經濟在1996年下了一個臺階，恰恰在1996年，韓國的產能過剩率也是33%左右。
目前，中國經濟的產能過剩率也正好在33%左右。各種跡象表明，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下臺階的時候。應該說中國經濟長期下行是一個必然趨勢，這一點已經在經濟學界沒有多少疑問了。
四大挑戰下的政策選擇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合宜的宏觀政策是什么？
有專家認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還是要靠投資。從經濟增長理論來看，這沒有錯。問題是我們國家目前仍然是靠高投資率在維持經濟7%以上的增長，反過來說，沒有這么高投資率，中國經濟目前也不會有7%以上的增長。現在的問題是，消費下降、外貿出口增速在下降，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一直在下降，政府基建投資受地方政府負債的影響開始折頭向下，房地產目前又處在微妙時期，怎么可能再依靠進一步地追加投資來維持一個幾乎不可維系的高增長率？我們不妨具體分解一下投資，那繼續增長的投資投往何處？在目前在建項目已經超過GDP150%以上、名義投資占GDP比重已經接近50%的情況下，要繼續以投資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到了這樣的水平，政府還能再加碼嗎？
現在中國的出口企業面臨四大挑戰：勞動力成本在上升、人民幣實際不斷升值、政府稅收不斷提高和企業融資成本奇高。這些年來，人民幣一直在升值，但最近人民幣貶值了，很顯然這促進中國的出口。還有一個勞動力成本上升，現在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已經接近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的平均水平，和俄羅斯差不多，遠遠高于越南、孟加拉、菲律賓、印度等東南亞國家。在目前技術工人短缺的情況下，勞動力成本降不下來，這無疑影響中國出口企業的競爭力。
還有一個企業利潤率與實際利率的比較圖，我覺得非常值得看一看。2000年以后，實際貸款利率高于企業的利潤率，企業能做嗎？目前的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在下降，也非常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
有人估計融資比例還會不斷地加大，但這要靠銀行加大貸款，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但比較有趣的是，出現了貸款和社會融資的喇叭口，貸款增加，GDP卻在下行。背后的一個原因是，如果央行增加基礎貨幣供應，錢主要還是分別到房地產企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那兩個地方。可能是貸新款，還舊債，但并不創造GDP；貸款到房地產去買地，也不創造GDP，只有房地產公司投資建新房，才創造GDP。在中國的銀行貸款和社會融資的統計中，是否有重復計算成分？盡管在央行的新增貸款中剔除了地方政府和企業借新款還舊賬的成分，是否也存在大銀行拆借給小銀行，小銀行貸給信托，信托再借錢給融資平臺，這其中是否有一個一個重復計算的問題？銀行貸款在增加，社會融資在增加，但GDP在下行，這其中至少可以得到部分解釋。
在這種情況下，外貿出口很難再增加，人民幣基本貶不下去了。勞動力成本不可能降下來，企業融資成本又這么高。目前可選擇的宏觀政策只有兩項：一是放松貨幣，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企業的融資成本高，關鍵還是貨幣供應太緊。放松貨幣，增加基礎貨幣供應，才能降低實際利率，股市才能回升。企業的融資成本低了，實際利率降低了，整個經濟才能盤活。
央行增加基礎貨幣凈投放，放松貨幣政策，是否會引發新的一輪通貨膨脹？這幾年中國經濟和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都證明，到了電子貨幣時代，通貨膨脹已經與貨幣供應量尤其是M2增加的關系不大。美國、歐盟各國和日本央行采取多輪量化寬松，在這些發達國家并沒有出現嚴重的通脹，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實際上，我們的廣義貨幣M2超過117萬億元，但中國的CPI這兩年并不高，也證明了這一點。在CPI在2%以下、PPI仍然為負的情況下，實在想不出央行不降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仍保持在20.5%高位的任何理由。
在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壓力下，另一個可考慮的宏觀政策選項就是減稅。過去20多年，中國政府稅收和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差不多每年都是GDP增速的1.5到2倍。當然，從稅收占GDP的比重來看，中國稅負并不高。但是，從寬口徑的宏觀賦稅占GDP的比重來看，已經很高了，已經接近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從統計數字上來看，中國企業所得稅僅次于韓國。中國企業的稅負很重，這是一個不爭事實。在目前中國經濟下行的趨勢下，不能總是考慮由政府來驅動投資，更合宜的宏觀政策當是減稅，不是結構性減稅，而是總量減稅。
有沒有減稅空間？根據央行國庫數據，政府存款這幾年節節攀高，到了4萬多億元，一些政府部門每年年底突擊花錢，錢都花不掉。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是有減稅空間的。有人說中國的地方政府負債太大了，怎么有減稅空間？但是，地方政府的負債，與政府各項財政支出的撥款，那不是一回事。目前全國各級政府的財政存款超過4萬億，這本身就說明目前政府還是有減稅空間的。美國政府在負債超過GDP100%的情況下，遇到緊急危機時，還能減稅。我們政府有幾萬億的財政存款，就怎么不能減稅？減稅才能增加中國企業的競爭力，減稅才能在未來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不然，企業經營不下去了，關門停產了，未來各地政府的財政收入只會更加困難。
貨幣政策有空間 建議考慮總量減稅
最后講幾個結論。第一，資本的邊際收益率普遍下降，中國宏觀經濟下行是個必然趨勢，全社會要有思想準備，不要再期待維持8%以上的增長率了，這是對中國未來發展再好不過的選擇。今年的經濟可能比我們原來的預期還要悲觀。
第二，CPI低位運行，PPI仍為負，經濟增速在下行，到期央票已經基本上沒有了，貨幣政策是有空間的，即使采取放開貨幣政策，對實際部門的影響不大，但是也應該放，應該降準，放出兩、三萬億元，貨幣市場供給寬松了，實際利率下來了，可能對企業有好處。利率低了，也會刺激股市，對消費對經濟都會有好處。
第三，財政政策方面，還是應該考慮總量減稅，而不是結構性減稅，這是我今年一直講的基本觀點。我認為，減稅主要是減企業的增值稅，現在17.5太高了。外貿出口中，中國的企業正在喪失在全球的競爭力，因為我們的匯率、利率、工資等要素擺在那兒了。只有減了增值稅率，才能增加中國企業和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才能增加出口。
最后留給大家一句話，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說的。這些年來，世界對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和主張的誤解太多。其實凱恩斯本人不是主張大政府，更反對通貨膨脹。他在1931年出版的《勸說集》中就曾說過：“政府稅收太高，就會背離其原來的目標。若有足夠的時間采摘果實，減稅比增稅更有可能達致預算平衡。”
韋森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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