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5省社會撫養費達128億：收支數據成疑
15省年收社會撫養費超百億，這一巨額資金的收繳與支出到底是以何種形態存在？
“從性質上來看，社會撫養費并不是一種行政處罰，而是一種對公民財產的征收行為。”
持續追蹤31個省社會撫養費收支情況的浙江律師吳有水認為，“31個省中，關于收繳撫養費的總額陸續有15個省依法予以回復。 ”
然而，相關要求撫養費的預算、收支、審計三方面的信息，均沒獲得任何公開信息。“這項這么巨大的收繳金額，會是不明不白存在的嗎？” 吳有水說。
這一方面的數據缺失，也已經引起審計部門的關注。
國家審計署特派員駐西安辦事處官員曾在審計署網站上撰文指出，由于缺少最關鍵、最核心的基礎數據，對社會撫養費的審計非常困難。
15省年收128億
吳有水是浙江碧劍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在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之際，向31個省級計生委及財政廳(局)共62家單位發出要求公開社會撫養費相關情況的公開函件，內容包括2012年度的社會撫養費的征收總額，使用預算，使用情況，審計情況。
迄今已經五十來天，吳有水陸續收到了大半的回函。截至目前，共有15個省的財政廳及計生系統將社會撫養費2012年的收繳金額予以反饋。收入總額總計約128億元，其中四川省財政此項收入最高，為24億元。
已答復的41家中，有4家告知延期答復。15家僅提供社會撫養費總額，其余稱不掌握情況，還有26家則連總額也稱不知道。而廣東和江蘇的計生委答復被稱之為最“牛氣”的答復，稱屬于內部掌握的情況，不能公開。
基于前述情況，8月12日開始，吳有水向國家衛生和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財政部，共寄送31封快遞，就19家省級計生委、12家財政廳未在法定期限公開社會撫養費信息提起行政復議。
吳有水表示，如此巨大的數字，支出情況、審計報告無疑應當披露。但是，所有的省級財政部門均告知支出情況不掌握，審計報告建議另找審計部門。
“并非是不公開信息，而是有的內容是審計系統的情況，這必須得向審計部門了解。”一名地市級審計系統官員認為。
記者從重慶市財政廳一份“回函”中發現，重慶市2012年度社會撫養費征收總額為16.5億元，并稱“其他信息不屬于我單位信息公開內容，可以根據‘一事一申請’的原則向其他相關部門申請”。
撫養費的執行在基層是計生部門。一名計生系統基層工作人員稱，一般幾乎沒有違法者自動繳納處罰，所以，計生工作幾乎是基層鄉鎮最為重點的工作之一。首先必須通過各大社區或者鄉村干部掌握育齡人員的動態。但由于人口流動性的因素，這一環節開始，就投入財力與人力，往往占到計生費用的近半比例。
緊接著，一旦發現違反計生條例的對象，先是口頭通知、談話。一般民眾是不愿意馬上配合收繳的，強制執行是慣常規律。
“但這個強制執行，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的：第四十一條稱，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條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前述計生工作人員熟練地告訴記者。
多變的征收倍數
在吳有水看來，撫養費的征收執行倍數，太過隨意。根據公開的地方政府相關細則梳理，實際上，各地均有自己出臺的收繳政策細則。例如，上海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2年是40188元，如果超生一個，就要按這個數字的三倍征收：即3乘以40188元，夫妻兩人，再乘個2，就要征收超過24萬元，如果超生兩個，第二個就要按6倍征收，就是40188乘6了，征收額度達到48多萬元。
而且，上海的征收倍數跟其他省相比，采用的倍數符合國家的最低標準。北京的倍數則顯得更高，分別按3到10倍和6到20倍計算。也就是說，前述在上海最高6倍，達到48萬元的征收額度，在北京則最高可達80多萬元。
更甚的是，根據《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二款的規定，還可按實際收入的倍數來收。
對此，律師解讀，也就是說如果你月工資是1萬，那么年工資就是12萬，如果根據20倍來征收， 12萬可以征收240萬，對配偶的另一方，還要按同樣的規定再征收。
坐支、截留、挪用亂象
“撫養費收繳倍數以及收取細化標準，法規沒有統一和明確規定。”律師吳有水稱，所以，這個倍數導致收繳資金容易處在混沌狀態，基層收繳積極性仍然很高。實際執行過程中，還可能出現違規征收。
比如，在征收環節，一些計生部門就“激勵”工作人員多征收，在這股力量的推送下，一些工作人員容易變相擴大征收額度。吳有水亦接觸過一些再婚夫妻生育遭遇收繳撫養費，因此提起訴訟的案例。吳有水曾做過類似案件的法律援助。
相關法律規定，未在規定的期限內足額繳納應當繳納的社會撫養費的，自欠繳之日起，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加收滯納金。仍不繳納的，由作出征收決定的計劃生育行政部門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擴大部分如何彌補漏洞？基層的審計人員透露，這個環節就很容易滋生“漏洞”，比如為了截留這部分多余的資金，這個問題就主要體現在出具的不規范發票上。
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審計局對該縣2008至2010年度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及使用情況進行了專項審計調查，就發現了該縣各鄉鎮存在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隨意，票據管理、使用不規范，以及坐支、截留、挪用社會撫養費等問題。
吳有水啟動這場追問，實際上是因為社會撫養費收繳環節的一些亂象，令他對這一項費用充滿好奇。
“太多了。”吳有水介紹，曾經半個月，就有近二十起類似的案子咨詢。但他分析，如果專門以個案去打官司，顯然無法擺正這個現狀。但他認為，基層收繳如此不惜扭曲法規來執行，顯然在某些環節存在不“正常”。
根據“收支兩條線”的管理方針，收支環節屬于各區縣執行，并納入本級財政預算管理。并且最近幾年對于社會撫養費的收支，均有一年一審計。
一名基層審計人員介紹，近幾年，國家審計署對這一項的審計工作均有統一部署。但是，在審計過程中，發現一些基層政府出具的票據不規范，或者一些地方計生系統隨意劃撥這部分款項為計生工作費用，實際上卻以“獎金”分門別類。
（李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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