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金融改革要創新 不要招安
2012年3月28日，國務院通過溫州綜合金融改革的方案，筆者認為，這個方案有可能成為近年來最值得關注的經濟體制改革突破。
十年來，中國經濟運行機制向政府管制軌道回歸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次貸危機以來的4萬億元投資大部分都投向國有企業系統，加上部委與地方政府過度開發土地儲備，國有企業獲得特權經營，信貸規模、上市通道以及稅收安排等各種社會公共資源的全面配合，中國經濟事實上已經進入發改委主導的新計劃經濟時代。
溫州金融改革方案的出臺，是一個方向調整的標志性事件。
中國金融改革發軔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第二屆中國金融年會上提出了以資本市場為突破口的“藍皮書”，期待在計劃管制的財政金融系統中撕開一角，不久就在配合物價改革和宏觀調控中無疾而終。
上世紀90年代初，以“聯辦”為代表的北京一批活躍的海歸金融人士，試圖在體制外獨立運作一個證券市場，這個“白皮書”的夢想，也在幾年后被整體納入嚴格的證券監管體系而成為歷史的記憶。
此后關于創建上海、天津等各地的金融中心的設計陸續出臺，但基本是表達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姿態，配合地方政府和城市開發的配套，與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關聯不大。
金融是制度安排，金融改革便是制度創新，不僅是強化地域集中、服務豐富、工具增加、激勵機制或政治級別的提高等技術層面的改善。
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次溫州金融改革方案明確民間金融的合理性，同時將監管權力下放到地方，這是具有突破性的變化。
依筆者看，溫州金融的核心就是民間金融，溫州金融改革試點的意義就在于全國民間金融的發展。反之，如果將溫州金融改革視為國有金融一次制度招安，甚至用傳統監管的方式引蛇出洞一網打盡民間金融力量，這會成為一個更大的倒退。
溫州金融的民間性
溫州過去始終是計劃經濟社會中一個被忽視的小城，沒有多少國有企業的投資和產業經營，這也就給改革開放后第一批試驗者提供了一個沒有歷史負擔和約束的飛地。溫州文化繼承了南宋永嘉學派一脈，主張“以利和義”、“道不離器”，重商重利。
這種務實精神和勤勉奮斗，造就溫州成為30年改革開放以來最有影響的民營經濟中心。服裝、電器、貿易和五金制造業等代表了第一代中國市場企業家的業態，不僅在中國獨占鰲頭，而且聲名遠播世界。
活躍的民間金融真正支撐了溫州民營經濟。一大批以擔保、抵押、保理、租賃、匯兌、結算服務、理財投資等金融中介業務見長的中小企業和個人云集此地，形成了一個長久不散的民間金融生態圈。
盡管公司的名目都是服裝、批發、美容、地產中介等匪夷所思的低調，但他們積聚起來的巨量資本，卻有效地通過選擇最有能力的創業者和企業家，而投入到各個產業，推動溫州成為中國最有競爭活力的新興城市。肯定溫州民營企業和經濟，就必須肯定溫州的民間金融。
溫州金融的核心恰恰在其民間性，民間資金、民間借貸、民間管理、行業自律。鑒于相對規模小，主要服務于中小企業的短期融資和增值服務，這是彌補主流金融業不足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堅持溫州金融的民間性，才是此次溫州金融改革成敗的試金石。
長期以來，民間金融被嚴重妖魔化，高利貸、非法集資、洗錢、地下錢莊等詞匯習慣地與民間金融畫等號，涉及民間金融的機構和個人動輒得咎，戰戰兢兢。
事實上，那些積極、創新的民間金融不過是管制之外的金融，并不是非法金融。
盡管溫州出現過一些商業欺詐和信用危機,但與同期國有金融系統出現的更為嚴重的欺詐和技術破產一樣,民間金融的主流和方向始終是積極的有價值的。
市場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金融進入管制也是一個歷史過程。基于市場需求、成本、創新和技術等多種考量，金融工具和金融過程進入政府管制的范圍和方式是不斷變化的。管制外金融的廣泛存在和蓬勃發展應當是經濟發展的福音和伴生現象，沒有民間金融的豐厚土壤，就不會有真正資本市場的發展，也不會有企業家和金融家的產生。這是西方幾百年來的金融經濟歷史所印證的經驗，也是30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現實寫照。
許多空泛的指責常常經不起認真的推敲。例如，高利貸是一個具有道德評價的詞匯，不應是討論的觀念因素。在常態社會下，利率應當反映正常的商業活動狀況，調節資本進入特定行業區域或企業。而且，在資本可以自由進出的環境下，金融業與其他行業利潤率也應當是一致的。利率高低都是調節資源流動的信號，不是道德指控。只有在管制經濟中，利率才被人為調高或調低，這恰恰是管制經濟的結果，不是呼喚管制的理由。
金融資源的制度博弈
市場交換的需求導致貨幣的創造，風險和發展的需求推動了銀行保險和一系列金融機構的建立，社會經濟與金融市場的進步，選擇并造就了不同形態的金融制度。
金融是一種制度安排，也是一種生活態度。它要保證以最合理的成本來幫助資金從提供者轉移到需求者，給社會以安全和樂觀的環境。資金是公共資源，如同陽光和空氣一樣，要由金融制度來安排到最佳位置。
幾千年以來，金融制度都是基于民間需求而在民間發展起來的，只是在西方產業革命后，各國政府才在扶植民間金融演變為現代銀行體系后，建立市場監管原則。
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體制的核心不是產權問題，而是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
任何社會的增長核心動力是始終處于創新過程中的中小企業，所有優秀的大企業都是從中小企業中發展起來的。金融體制的要點在于兩個問題：中小企業獲得正常資本資源的途徑是否暢通，中小企業獲得資本的成本是否合理。途徑與成本是衡量一個社會中金融制度優劣的根本指標。
中國民間金融沒有西方同類那樣幸運，在迅速開放之后，錢莊和票號在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的雙重壓力下解體，強行轉化為軍事和政治管制下的國有金融體系。它不僅低成本地獲得了最大的社會公共資源：經營許可、大眾儲蓄、強制利率匯率、財政和外匯儲備注資等，而且還從法律上封堵了民間金融正常生存的空間而令其進入非法狀態。
幾十年來，中國的金融改革更多被賦予了政治和意識形態涵義，強調產權所有和歧視，側重行政監管和規模，以壟斷經營和監管政策來維護巨大的存貸利率剪刀差，實施系統的機構高利貸制度。不僅按計劃指導分配資金資源，而且不斷通過各種稅收、合資、股份制和上市等手段強制分配金融利益。
民間金融則在中小企業經營環境惡化和國內金融嚴厲監管下危機四伏，跳樓的有，跑路的多，還有吳英案試圖死里逃生。溫州金融綜合改革方案在此刻出臺，其方向和實質自然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金融市場是一個多層次多角度多工具創造金融需求與供給的復雜系統，人才和服務遠比資本規模和經營特權更為重要。
在中國目前格局下，中小企業和消費者個人是民間金融最重要的市場和客戶群。從上世紀80年代的幾個億到今天的幾千億甚至上萬億元，在嚴厲打壓的商業環境下，民間金融仍獲得巨大的生存空間，本身就說明了民間金融生態的合理性和效率性。
民間金融的溫州方案中，有五項涉及既有金融機構(當然是國營為主)面向小微企業進行業務創新和擴張，鼓勵國有金融與民間金融競爭。國有金融的規模、機制、客戶群體和管理方式等使得面向中小企業的服務并非長項，完全可以與民間金融建立互補的合作關系。
金融制度改革的要義是建立一個合理配置資源的金融制度，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對于資源的長期博弈仍在劇烈進行之中。
希望溫州金融改革不是用國有金融招安民間金融，用行政監管取代行業競爭，用既定的金融系統延伸服務封堵民間金融家的各種創新。而應讓民間資本主導銀行、證券、信托、保險、基金甚至交易所，給溫州和全國的市場金融家一個機會。這才是筆者期待的真正的溫州金融模式。
溫州金融試驗區的文本使得金融在體制和機制的創新上具有合法性，這個合法性能否具有市場上的合理性需要實踐的檢驗。
溫州金融綜合改革方案的實施,無論結果成敗,這個努力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與許多學者不同，筆者希望中央不再出臺任何細則，給地方、給民間、給市場一個創新甚至失敗的機會。當年鄧小平南方講話沒有什么技術細則，一個開放和發展的精神支持就波瀾壯闊地啟動了中國經濟崛起的歷史。
作者為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秘書長、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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