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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4日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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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術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演變過程中不斷創(chuàng)造、逐漸形成的一個運動項目。
在原始社會，獸多人少，自然環(huán)境十分惡劣，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嚴酷斗爭中，人們自然產(chǎn)生了拳打腳踢、指抓掌擊、跳躍翻滾一類的初級攻防手段。后來又逐漸學會了制造和使用石制或木制的工具作為武器，并且產(chǎn)生了一些徒手和使用器械的搏斗捕殺技能，這便是武術的萌芽。
傳說炎黃時代，東方有個以野牛為族徽的蚩尤部落，崇尚武技，勇猛善斗，特別善于徒搏角抵（摔跌）。他們頭戴牛角或劍戟樣的裝束，當與人交斗時，除用拳打、腳踢外，最善抓扭對方，用頭頂觸對方，使之不敢接近。后人稱其為“蚩尤戲”。蚩尤的角抵是一種徒手搏斗，包含賜、打、摔、抵、拿等多種方法，既可用于戰(zhàn)場，又可用于平時演練，對后世對抗性項目的發(fā)展有一定影響。
據(jù)史籍記載，大禹時期三苗部族多次反叛，征伐多次未能使之降服。后來，禹停止進攻，讓士兵持斧和盾進行操練，請三苗部族的人觀看這種“千戚舞”以顯示武力雄厚，三苗部族從此臣服。這是原始社會一次盛大的武術自衛(wèi)演練。古代的“武舞”為后來武術套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商周時期，由于青銅業(yè)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矛、戈、戟、斧、鉞、刀、劍等精良兵器，以及運用這些器械的方法，如劈、扎、刺、砍等技術，還有了較量武藝高低的比賽。當時的武技多稱“手搏”、“手格”、“股肱”等。據(jù)《史記》記載，夏王桀、殷王武乙和紂王都是徒手生擒猛獸的技術能手。
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紛爭，七強圖霸，戰(zhàn)爭十分頻繁。武術的格斗技能在軍隊和民間得到重視和迅速發(fā)展。這時鐵器的出現(xiàn)和步騎兵的興起，使武器的內(nèi)容更加豐富，不僅質(zhì)量精良，長短形態(tài)多樣，武術的技擊性進一步突出，同時武術的健身作用也受到重視。這時比試武藝已非常普遍并很講究攻防技巧，拳術打法也出現(xiàn)了進攻、防守、反攻、佯攻等。
當時諸侯各國“以兵戰(zhàn)為務”，對拳技、臂力、筋骨強壯出眾者都很重視。齊國宰相管仲，為使齊國強盛，實行兵制改革，責令官兵進行實戰(zhàn)性武技訓練，凡是民間有拳勇而不報告者按隱匿人才問罪。每年春秋兩季，齊國都舉行全國性的“角試”，選拔武藝高強的豪杰充實到軍隊中去。因齊軍舉兵如飛鳥，動兵如閃電，發(fā)兵如風雨，前無人敢阻，后無人敢傷，獨出獨入，如入無人之境，趙國人荀況（又稱茍子）目睹齊人崇尚武技的情況，回國后與趙王談起齊國強盛的原因時說：“齊人隆技擊。”
而劍本在當時的吳越則十分興盛。古代有一位著名女擊劍家就出在越國，時稱“越女”。她不但劍技出眾，而且有一套技擊理論。據(jù)《吳越春秋》記載：“凡手戰(zhàn)之道，內(nèi)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猛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一人當百，百人當萬。”早在2000多年前，我國就已有較為成熟的技擊理論記載，井提出內(nèi)外合一、形神兼?zhèn)涞囊娊狻?/p>
我們都知道楚漢之爭時期“鴻門宴”的歷史事件，其中有一個著名典故——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可以看出，當時的武術已由過去單純的攻防動作逐步發(fā)展成可以單獨演練的套路形式。
漢代是武術大發(fā)展的時期，在宮廷的酒宴中常出現(xiàn)劍舞、刀舞、雙戟舞等單人的、對練的或集體舞練的套路運動。徒手的拳術表演和比賽也深受統(tǒng)治者重視。
漢代拳術除了“防身殺敵”、“以立攻守之勝”的實用之術外，還出現(xiàn)了觀賞性和健身性的象形舞，如“沐猴舞”、“狗斗舞”、“醉舞”，還有“五禽戲”等。這些均可視為早期的象形拳術。這一時期的武術著述也明顯增多。僅《漢書·藝文志》就收錄《劍道》38篇，《手博》6篇，這都是論述“攻守之道”的專著。
隋唐時期，由于封建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繁榮，與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停滯狀態(tài)相比，武術可以說又重新崛起。唐朝推行“武舉制”，以考試的辦法選拔武藝出眾人才，這從政策上又促進了民間和官方的練武活動。在隋末就以武功聞名于世的少林寺，在唐武德年間（618一626年），因助李世民鏟平隋末割據(jù)勢力王世充有功，少林寺更加聲名大震，官府許其自立營盤、演練僧兵。僧徒一度達2000余人，練武之風日盛。傳說少林寺稠禪師“拳捷驍武”，能“引重千鈞，橫塌壁行”。
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的四子李元吉驍勇善戰(zhàn)，是率軍獨擋一面的將軍，而李淵的次子李世民“結(jié)納山東豪杰”，在秦王府蓄養(yǎng)“勇士”800余人，其中有大家熟知的《隋唐演義》中的歷史人物——尉遲恭、程咬金、秦瓊，他們都是武藝超群的驍將。
當時在軍旅之中，劍已逐漸被刀替代，但民間仍很盛行，不僅武人練，文人也以佩劍、舞劍為榮。詩人李白、杜甫青年時皆學過劍術。斐旻的劍術、李白的詩，張旭的草書被譽為唐代的三絕。有人贊美斐旻的劍是“劍舞若游龍，隨風縈且回”，難怪畫家吳道子請求斐旻舞劍，以激發(fā)創(chuàng)作豪情。更可嘆為觀止的是杜甫筆下的公孫大娘舞劍：“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嚯如弈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說明當時劍術套路已有相當高的水平。
兩宋時期，內(nèi)憂外患，戰(zhàn)火頻仍，廣大人民常結(jié)社習武以求自保。此時武技在農(nóng)村及邊遠地區(qū)多側(cè)重實用性；而在城市的街頭巷尾多側(cè)重套路，把武術做為表演內(nèi)容，統(tǒng)稱“百戲”，表演的武藝有角抵、使拳、踢腿、使棒、弄棍、舞刀槍、舞劍以及打彈、射弩等，對練的叫“打套子”，有“槍對牌”、“劍刀牌”等。“十八般武藝”一詞也出現(xiàn)于宋代的典籍之中。據(jù)宋華岳《翠微北征錄》載：“臣聞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為稱首，武藝一十有八而弓為第一。”此文原意強調(diào)弓箭在征戰(zhàn)中的重要性，但已反映當時的兵器遠不止十八種。宋代武術的發(fā)展情況我們可以從幾部古代小說中窺見一斑，如《說岳全傳》、《楊家將》、《水滸傳》等，都描寫了眾多武藝高強、功夫獨到的男將女杰。
元代由于民族矛盾比較尖銳，蒙古統(tǒng)治者限制民間習武，不少武術家隱姓埋名，習武組織也轉(zhuǎn)為秘密性的民間組織，使武術發(fā)展受到極大的抑制。
明代是我國武術全面大發(fā)展的時代。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拳派林立，僅抗倭名將戚繼光的《紀效新書》中就記載“宋太祖三十二勢長拳，綿張短打，溫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鎖，山東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拿，千跌張之跌，張伯敬之打…… 共十六家拳法。”有百家爭鳴之勢，而且拳名皆以擅長者姓氏命名。明代武術的大發(fā)展與明太祖先元璋重視文武全才的思想分不開。他主張“武官習禮儀，文人學騎射”。這樣，明代不但拳法眾多，而且器械套路也更加豐富多彩，開始有勢有法，有拳譜歌訣。這說明脫胎于軍事格斗技術的武術，到明代已逐步形成以套路為主的運動形式，并遠遠超過對抗性運動的發(fā)展。以往的武術技巧多靠口傳身授，以文獻形式保留者甚少。由于明代的文武全才之風，使武術家著書立說達到鼎盛，而且圖文并茂，保留了珍貴的武學遺產(chǎn)，為后世研究武術提供了重要依據(jù)。據(jù)統(tǒng)計，除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外，重要的專著還有唐順之的《武編》、俞大猷的《正氣堂集》、鄭若曾的《江南經(jīng)略》、程宗猷的《耕余剩技》、何良臣的《陣記》、茅元儀的《武備志》、吳朵的《手臂錄》等。
清朝統(tǒng)治時期由于滿清貴族為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一度限制練武，所以清代的武術活動不如明代。但由于武術在民間已有廣泛群眾基礎，加之當時存在許多反清復明組織，人民群眾習武練功以圖推翻滿清統(tǒng)治之風反而使各種流派的武術更加紛呈于世。以地區(qū)分有南派、北派，以宗教分有少林派、武當派，以門類分有太極門、形意門、八卦門、迷蹤門，還有長拳類和短打類。武術流派林立，象征著武術事業(yè)的興旺發(fā)達。但也存在各派之間缺乏交流不能相互彌補長短的不足。
民國時期軍閥割據(jù)、政治動蕩、不同思潮的激烈交鋒以及連年戰(zhàn)火使中國形成了“外患內(nèi)亂”的社會背景。很多練武人參軍報國，戰(zhàn)死無數(shù)，使武術發(fā)展受到了很大沖擊。同樣在這種特殊背景下形成了“恥文弱，多想慕武俠”的風尚。辛亥革命以后武術逐步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重視，倡導“尚武精神、強國強種”。一些社會名流、愛國人士招攬武術人才，出面組織研究推廣武術，先后成立了如：“精武體育會、中華武術會、中央國術館”等武術組織。極大地促進了武術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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